1946年4月8日，三十九岁的博古在晋北的崇山峻岭间陨落。这位在二十四岁便攀上中共权力巅峰的政治巨擘，曾一度闪耀，其光辉。即便在他离世六十余年后，他依然是历史讨论中的焦点人物。
鲜有人会将瘦削的七旬老者秦铁与“中共前最高领导人的儿子”这一身份相提并论。秦铁自七十岁起便投身于远洋货轮的驾驶生涯，从助理驾驶员、三副、二副，直至大副，最终荣升船长。退休之后，他开启了另一段不凡的旅程——追溯父亲博古先生的历史足迹。
周、毛、博
未兑现的礼物
提及那已是六十四年前的往事，然而诸多细节仍如昨日般鲜明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仍清晰记得那晚，母亲对我说：“你爸爸明日便归，我们明日一同前往机场迎接他。”听闻此言，我欣喜若狂，在窑洞的床上跳跃不已，兴奋得难以入眠。实则，对于那时的我，年仅六岁，令我更加激动的，并非是得以见到父亲，而是终于能收到他临行前承诺赠予的礼物。
“红皮鞋！”那时，延安的许多小女孩都穿着从重庆带回来的红色皮鞋，让我羡慕不已。作为一个在延安长大的孩子，我并没有“漂亮”的概念，对男孩子的着装也没有过多限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红皮鞋。
除了那双红皮鞋，我还希望能让爸爸带回一篓橘子。自从国共合作以来，重庆与延安之间有了飞机的往返，不少干部在从重庆的会议结束后，便会带回一些如橘子般的水果赠予领导人。在我们这些在延安成长的孩子们心中，酸枣的味道最为难忘，我们时常会去清凉山采摘来享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才渐渐发现，橘子的美味远胜于酸枣。那时的我们，总觉得橘子是专属于首长的美味，普通百姓难得一尝，能分得一小份来品尝，便感到无比荣耀。因此，我也满怀期待地希望爸爸能从重庆带回橘子。我郑重地提出了这两个愿望，爸爸听后，都笑着给予了应允。
4月8日拂晓时分，母亲便带着我前往延安机场迎接父亲。午后的钟声敲响不久，教员以及朱德、任弼时、刘伯承、林伯渠等一众要员亦相继抵达机场。飞机上共载有十三位乘客，除了父亲之外，还包括了王若飞，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和他的夫人李秀文，还有他们的女儿叶扬眉，年仅十一岁，以及儿子阿九，三岁稚龄。此外，作为解放区职工代表的邓发也同机返回延安。
延安通常气候干燥，却在那日意外地笼罩在浓雾之中，甚至伴随着细雨，远处的景象模糊不清。众人窃窃私语，猜测在这样的阴霾天气下，飞机能否准时抵达。大约一点钟，低沉的云层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众人兴奋地欢呼：“来了，来了！”然而，除了浓云，别无他物可见。轰鸣声持续了一段时间，从远至近，又从近至远，逐渐减弱，直至完全消失……我和母亲都感到失望。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飞机仍未现身，人们的失望情绪逐渐升温，直至下午四点，人群开始散去。有人安慰我的母亲：“雾重，能见度极低，飞机可能已返航至重庆或先降落在西安，预计过两天会再次到来，请放心。”
接连两日，连绵阴雨依旧笼罩着这片土地，众人纷纷奔向山顶，期盼一睹飞机的身影，却始终音信全无。此后的情形让每个人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当询问延安与重庆、西安是否见过飞机归来时，两地均表示未曾目击。几日过后，我家窑洞里的人流量陡然增多，有的是来安慰我们，有的是陪伴我母亲一同哭泣。这才得知，那架飞机在4月8日当天，于260公里外的黑茶山遭遇了不幸。
1946年4月19日，延安举行了盛大的“四八”烈士追悼大会，朱德同志担任主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4月19日，延安隆重举办了“四八”烈士的公祭仪式和追悼会，现场人潮涌动，超过三万人共同参与。对于这场活动的具体细节，我并无深刻的理解，只知道人山人海，众多叔叔阿姨紧紧拥抱着我，泪流满面。而我的心中，却始终萦绕着一个无法挽回的遗憾——爸爸曾经答应我的那份礼物，如今是再也无法带回来了……
在父亲安葬的那一日，当棺木入土，坟前竖立起一块简朴的木牌，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侠儿，这便是你与父亲最后的告别，你该向他磕个头。”我却坚决不从：“这不就是一座土丘，为何要对土丘行礼？”母亲解释说那下面安放着父亲，但我仍难以置信；直至母亲动手打我，我才不情愿地跪地，却并未真正磕头。时至今日，每念及此，心中仍旧痛苦不已，后悔当初未能为父亲磕下那最后的头。
“四八”之谜
我们曾怀疑此次事件系国民党特务暗中策划，然而苦无确凿证据。随后，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事调处提出了一个具体要求：今后凡是有中共中央委员或高级将领乘坐飞机，必须有一位国民党将领一同相伴。对此，国民党方面亦表示了同意。
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彼时，众多媒体与网站纷纷转发了该文章，叶正大在广州亦有所闻。他来北京治疗眼睛之际，便将我与哥哥、王若飞之子王兴、邓发之子邓北生召集至其寓所。正大大哥言道：“岁月流转，此事终见分晓，军统特务在临终前向媒体透露，实是他们所为。”正大大哥提议，我们应联名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并在“四八”烈士墓前树立一座雕像，以两位军统特务跪拜于烈士面前的姿态，恰似岳飞庙中秦桧夫妇之像。
由于2006年适逢叶挺先生诞辰110周年，故于4月8日转载了相关报道。于是，我们几人分别着手追寻这篇报道的原始出处，然而始终未能找到。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了调查，得到的答复都是，根本不存在名为“杜吉堂”的人物。
实则，本文存在诸多破绽：首先，在国共谈判期间，双方的活动均处于透明状态。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时，报纸对此进行了公开报道，更有国民党官员亲赴机场为其送行，因此所谓的国民党特务刺探到这一情报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其次，驾驶该架C-47的飞行员隶属于美国“飞虎队”，我想国民党特务未必有如此胆量，竟敢连美国人一同陷害！
“四八空难”仍属意外。
2005年，我特地重返了父亲当年遭遇不幸的地点——山西兴县的黑茶山，此山海拔高达2400米。在山脚下的庄上村，我找到了当年参与搜寻飞机的民兵队长张根儿。他向我讲述道：“那日天气恶劣，山上飘着雪花，山下则雨水滂沱。午后两三点钟，有人耳闻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紧接着便目睹了一架飞机沿着黑茶山脚下的一条深沟，以极低的高度掠过，仿佛与树梢擦肩而过，随后便传来了猛烈的爆炸声。雨势稍歇后，村里的年轻人登山搜寻，发现飞机斜躺在距离一块凸起的巨石约20米远的山坡上，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已被烧成灰烬。飞机头部朝上，螺旋桨已断裂，机身的碎片和散落的文件纸张散落一地。”
那晚，村干部们紧急召开会议，商讨此事。由于无法辨别敌友，众人一致决定翌日清晨登山掩埋尸体。正当会议进行至中途，一名干部急匆匆地赶来，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架搭载着重要领导与高级干部的飞机不幸失事，目前正全力搜寻。黑茶山的民兵们听闻此讯，皆感惊愕，庆幸自己未将遗体掩埋，否则恐将引发严重后果。
事实上，在4月9日的拂晓时分，美军观察小组打来电话报告：C-47运输机失踪，既未抵达北平，也未返回重庆。他们计划派遣两架飞机前往延安附近进行搜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杨尚昆即刻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随后，中共方面向各解放区发出电报，要求军民共同协助搜寻失踪的飞机。
翌日清晨，黑茶山的五十余民兵再次攀登山峰，在事故发生地附近发现了一枚形状椭圆的印信，尽管遭受严重烧损，但仍可模糊看出“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迹。此外，他们还找到了两枚印信，一枚刻有“秦邦宪”，另一枚则是“黄齐生”的名字。黄齐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与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等人均是挚友，且曾指导过国民党高官如何应钦等人的学业。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黄齐生本无需前往，但鉴于其在国民党控制区的人脉，他决定协助王若飞前往重庆，不料同遭不幸。我的父亲的政治秘书刘祖春在出发前曾询问父亲是否需要他同行，父亲沉思片刻后回应：“我几天后就会回来，你留在这里。”正是这句话，救了刘祖春一命。
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特地派遣裴周玉同志前来调查此次飞机失事的原因。当时普遍认为，由于延安当天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飞机原计划返航西安。然而，由于能见度极低，加之飞机的导航设备存在不足，飞机在返航过程中不幸迷失了航向，误入了山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机被迫降低飞行高度，不幸在浓雾笼罩下撞山爆炸，最终坠毁。
在遭遇不幸的航班上，共计十七名乘客与机组人员一同失联。然而，根据老人的追忆，现场只发现了三具相对完整的遗体。随着晋绥分区的陆续到来，人们开始辨认这些遗体。在那个科技尚未发达的年代，辨认工作主要依赖于其他方法。鉴于我的父亲视力极差，平日里总是佩戴眼镜，因此在其眼眶周围留下了明显的深凹痕，这一特征使得其中一具遗体被确认为博古。另一具遗体上长有白须的痕迹，由此被判定为年纪最长的黄齐生。而最后剩下的遗体，则被认定为叶挺。
乡亲们忆述，黑茶山的地形险峻陡峭，攀登途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辛劳。鉴于日间气温偏高，他们选择在夜间搬运灵柩。山路狭窄，有时甚至无法容纳两人并肩而行，他们不得不一人背负棺木，艰难地匍匐前行。灵柩抵达岚县机场后，美方提出优先运送四位美国机组成员的遗体，却遭到了中共方面的婉拒。随后，国民政府从重庆派出了两架飞机，一架负责运送中共遇难者的遗体，另一架则负责运送美国人的遗体。前者顺利降落在延安机场，而后者在空中盘旋了两周后，最终飞往了重庆。
在这片父亲曾遭遇不幸的土地上，我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仿佛是在弥补当年未能尽到的敬意与遗憾。
特殊的家庭
那五岁之秋，我与二哥、二姐携手，与父亲同框留影，此乃我们家中唯一的团圆照。纵然画面中尚有三位幼弟缺席，这份温馨依旧弥足珍贵。
我的五位兄长与姐姐，均为父亲与第一位妻子刘群先所生育。刘群先，一位资历深厚、在党内享有盛誉的女干部，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在无锡领导工人运动，斯诺在其著作《西行漫记》中赞誉她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1927年，她受命前往中山大学深造，正是在一次会议中，她与父亲相识，次年五月，两人喜结连理。
1931年，家中迎来了新成员，大哥降临人世。父亲为其赐名“秦钢”，昵称阿土。阿土出生伊始，便被送往无锡的祖籍之地，在那儿，奶奶和叔叔携手承担起抚养他的重任。
1933年的春天，父亲与陈云同志从上海撤退至江西的苏区。在这段由国统区转向根据地的艰难征程中，他们不仅要面对险恶的路途，还得乔装改扮，绕道前行。因此，身怀六甲的群先妈妈不得不孤身留在了上海。到了五月，群先妈妈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给她取名为“摩亚”，这个名字蕴含着俄文“五月”的深意。摩亚尚未满月，群先妈妈便委托姐姐来照顾她。于是，大姐摩亚便一直住在无锡的姨妈家中。在完成高小教育后，由于经济原因，姨妈无力再负担摩亚姐姐的学业。失学的摩亚开始做一些零工，如洗衣服和做针线活，以此赚取微薄的收入。十五岁那年，她不幸被人拐骗至四川，遭受了许多苦难。大姐摩亚自幼未曾见过父亲，与母亲的相处也仅限于那短暂的一个月。解放之后，在组织的关照与帮助下，大姐终于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在长征岁月里，群先妈妈与邓颖超、贺子珍等英勇女性共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妇女队，她担任队长之职，成为中央红军中参与长征的三十位女战士之一。1936年，当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之际，群先妈妈迎来了她的二子阿福的诞生。在这一年，瓦窑堡见证了李维汉与金维映之子李铁映、教员与贺子珍之女李敏等孩子的出生，他们均出生于1936年，成为了首批“延安娃”。
1942年，二哥迎来了入学之年，父亲便着手为他择取一个正式的名字。或许是工作过于投入，父亲竟未察觉在无锡老家的兄弟名为“阿土”，便为二哥取名“秦钢”。解放后，我们全家得以团聚，为了辨别他们，便以“大秦钢”和“小秦钢”来区分。然而，大秦钢在大学期间不幸患上肺病，于1956年离世。自那以后，我们便不再以“大小秦钢”来称呼，小秦钢便正式以“秦钢”之名行走世间。
1939年，中共领导层作出决策，将部分身体状况欠佳的同志送往苏联接受治疗，其中便包括贺子珍、群先妈妈以及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等在内的多位同志均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程。
为何仅有刘群先与金维映两人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亦成了一桩未解之谜。
吉玛姐姐自幼便在保育院长大，随后与邓发的女儿邓金娜以及其他孩子们一同被送至莫斯科的伊万诺夫儿童院。父亲于1930年重返故土，此后便未曾再踏足苏联，双方也自此失去了联系。因此，在我父亲生前，他根本不知自己还有一个女儿，而我的母亲同样对此一无所知。
1954年，吉玛姐姐与四十余位在苏联成长的祖国同胞一同踏上归途。她唯一的身份凭证，仅是一张旧照——苏联护士怀抱半岁之幼的吉玛，背后用紫色墨水清晰书写的两行汉字：“博古刘群先的孩子。”据说，这字迹出自刘群先本人之手。某日，母亲接到通知，告知需前往中组部领取博古的女儿。母亲心中困惑不已，因为她从未听闻家中还有这样一位孩子。然而，相见之下，母亲发现吉玛的模样与父亲颇为相似，确系自家血脉，遂将她接回。与摩亚一样，吉玛同样未曾见过父亲，与母亲的相聚亦是转瞬即逝。
在今天看来，此类情形堪称匪夷所思，然而在那个时代，却是司空见惯。当年，众多中共干部将子女留在了老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逐步将孩子接回身边，这其中便包括了林伯渠与邓子恢的二子。林老为儿子取名“林秉苏”，邓子恢则为儿子取名“邓瑞生”。经过一段时日，周围的人惊讶地发现，邓瑞生日渐长得与林老相似，而林秉苏则越来越像邓子恢。原来，是老乡们将他们俩误认为是彼此。在林老与邓子恢商议后，决定将孩子交换回来，但并未更动他们的名字。
吉玛及其同批留苏学子归国后，纷纷选择在北京育英小学继续学业。鉴于他们汉语水平尚浅，学校特意为他们开设了一个班级，以便进行中文补习。这些孩子的生活习性亦深受俄罗斯影响，偏爱西式餐饮，对筷子运用生疏，日常用餐皆以叉子为主。因此，我们常感到他们有些异样。
在父亲离世之前，小秦钢、新华与我同父母共度时光。而解放之后，其他兄弟姐妹方才从各地汇聚至北京。唯有二哥、二姐和我得以亲见父亲的容颜。我家的子女们，自幼便分散于各地成长，未曾共享家庭的温暖，因而与我们常见的兄弟姐妹间那般深厚的感情，便显得尤为稀缺。
小秦钢自幼由奶妈抚养成人，他对这位养母的恩情远超亲生父母。在我母亲参加抗大学习，仅周六才回家的那段日子里，我曾记得一次她回家后，发现家中鸡只减少，便询问：“难道是阿福（小秦钢）回来了吗？”当我们到养父母家探访，果然发现小秦钢为了讨养母欢心，偷了自己家的鸡送给她。而父亲在牺牲时，小秦钢尚年幼，对死亡缺乏理解，他仅仅知道从那刻起，养母家也成为了“烈属”，能获得一份抚恤金。
小秦钢智慧非凡。昔日，他凭借优异成绩考取了留苏预备班，远赴苏联深造。然而，在归国前夕，他出于对生母刘群先的寻访，不惜违反纪律，在档案中留下了涉嫌叛国的记录。令人遗憾的是，他自己对此浑然不觉，背负了这口黑锅数十年。归国后，秦钢屡遭单位拒绝接纳，最终只得在北京航空学院担任实验员。海南建省后，他勇敢地投身商海，才终于摆脱了那份被黑档案所束缚的命运。2010年7月，秦钢不幸因病离世，《海南日报》发布讣告，赞誉为“海南汽车工业的奠基人”。
我家共有六位兄弟姐妹。其中，大哥秦钢、大姐摩亚、三姐吉玛未曾见过亲生父母的面容；至于我和二哥，我们对自身的生日一无所知。唯有二姐秦新华，因她诞生于《新华日报》创刊之际，故而知晓自己的生日；而吉玛则是后来在苏联的保育院寻得出生证明，方才明了自己的生辰。如今看来，这样的家庭或许显得格外独特，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情形却是再寻常不过了。
“负总责”
与父亲共度的时光短暂而珍贵，而在这为数不多的记忆片段中，父亲的形象总是与忙碌紧密相连。在我沉睡的时光里，他往往不在眼前；而我醒来时，他又已踏上工作岗位。那时，父亲身兼解放日报社社长与新华通讯社社长的重任。由于编辑工作实行三班倒制，他常常熬夜至深，又黎明即起。后来，一些叔叔阿姨告诉我，在延安，有两个人的灯火最晚熄灭，一位是教员，另一位便是父亲。父亲唯一的“奢侈”之好，便是睡前阅读文艺小说。若有余暇，他便投身于翻译工作。在那个年代，没有现成的砖头，他便以一块土块压着纸张，置于凳子上，一边阅读，一边翻译。即便在这样的简陋环境中，他依然翻译出了诸多著作。
每当父亲工作疲惫，渴望片刻的休憩，他便会来到窑洞前，与我们一起嬉戏，玩起那老少皆宜的游戏——老鹰捉小鸡。这位年长的父亲与我们这群孩子嬉闹，常常是五六个小身影与他追逐打闹。若他赢得游戏，便会开心地“嘎嘎”大笑，那笑声响亮而欢快。父亲有一只耳朵听力不佳，因此说话声音总是那么洪亮，我常戏称他为“母鸭子”。
1954年，我踏入101中学的校园，开始了我的初中生活。在这所中学里，学生群体多为干部的后代，他们的父辈们多系声名显赫的人物。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对父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因为历史课上，老师时常提及王明、博古等人物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虽然年纪尚小，对“三次左倾”的具体含义尚不甚明了，但我心中已清楚，父亲曾犯有过错。这种认知在潜意识中，让我对父亲的事迹产生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回避心理。
父亲诞生于1907年，籍贯杭州，实则生于无锡。他是北宋词坛巨擘秦观的后裔，位列第32代。秦氏家族曾拥有赫赫有名的“寄畅园”，在清康熙、乾隆二帝南巡至无锡时，均由秦氏家族负责迎驾。然而，到了我祖父那一代，家道中落，迫不得已将祖居变卖。
父亲早年在苏州公专读书时，便是一个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9月，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一个月后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二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乘船远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苏联人要求他们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父亲取了“博古诺夫”。回国后，他曾用“伯虎”、“卜古”的笔名发表文章，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这后来就成了他的名字，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中山大学诞生于国共两党合作那段充满甜蜜的岁月。在那段时期，国民党诸多要员亦将子女送至该校深造，诸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以及于右任之女于秀芝等。其父曾在苏联逗留三年，期间理论素养和组织能力均有显著提升。1930年5月，其父归国。起初投身于宣传工作，继而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一职。
当时父亲只有二十岁出头，资历也比较浅。谁也没想到，一些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中共最高权力的位置上。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处在非常混乱的状态。当时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2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银元1万块。
初秋九月的一个日子，周恩来与王明携手拜访了父亲居所。他们向父亲告知，鉴于上海局势的紧张，周恩来将前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部长一职，而王明则将赴苏联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恳请父亲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自我检查中，父亲回忆说，听闻此事后他颇感震惊，并指出此举有悖于组织程序。周恩来与王明则回应称，他们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达成一致，只需再向其发出一封电报即可。于是，年仅二十四岁的父亲便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历史有时便是如此扑朔迷离。
父亲与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在一家小酒店进行了会面。随着顾顺章与向忠发的叛变，上海政治局仅剩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以及卢福坦三位委员。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人数远远不足半数。为此，他们着手组建新的政治局，成员包括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共九人；其中，秦邦宪、张闻天与卢福坦担任常委。
关于父亲的新职务，各种正规史料里面也是说法不一。比如《辞海》1999年版称博古为“负总责”，也有的资料称“总负责”；“中共党史网”上则称他为“总书记”。而1933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我倾向于“负总责”一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不管名称是什么，从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父亲是中共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在众多史料记载中，这一阶段常被称作“中共临时中央”。然而，细究当时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发送的电报内容，却并未发现“临时”二字的出现；同样，在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以及朱德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也仅提及“中央”，并未加入“临时”一词。我父亲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自我检查中，也曾明确指出：“为了追求真理，我必须声明，在上海时期，未曾听闻‘临时’二字，即便是在中央委员众多的场合，也未有所闻。”
退出权力
1934年1月，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与周恩来、张闻天、项英一同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父亲则担任总书记一职。紧接着，长征的号角吹响，父亲与周恩来、李德共同组成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在小组中，秦邦宪负责政治工作，李德主掌军事事务，而周恩来则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
增补教员为政治局常委；撤销了原有的“三人团”，而军事指挥权则继续由朱德和周恩来共同执掌，其中周恩来被确立为“负责在军事上作出最终决策的人”。会议结束后，教员又被正式定位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方面的辅助者。
在这场会议中，李德并未获得发言的机会。后来，我在翻阅父亲遗留下的笔记时发现，面对其他同志的质疑，他始终未曾打断任何人发言，亦未提议中断会议流程。尽管在实质上，父亲已丧失了领导地位，但在这个时刻，他依旧保留着总书记的荣誉。
2月5日，于云南威信县水田寨的花房子村，周恩来向父亲表达了他的见解：蒋介石才识渊博，武艺高强，且政治手腕了得，因此我们务必寻找一位能力超越他的人物来执掌领导权；经过深思熟虑，他认定这位人物非教员莫属。周恩来强调，若要推翻蒋介石，革命事业非教员领导不可。目前，我们正商议由张闻天接替您的总书记职位，这仅是权宜之计。
【转换失败】：父亲听罢，认为周恩来说的有道理，他没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周恩来。当时，凯丰等人建议父亲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但是，父亲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与张闻天、周恩来、教员共同领导长征。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在权力交接之后，父亲所思所虑的唯一事宜，便是务必向共产国际汇报，以获得其批准。毕竟，若无共产国际的认可，此次权力的移交便不具备实质意义。长征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被毁，导致原有联系被迫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在赴苏联之前，便与父亲商定了一位中间联络人，鉴于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重形势，他们选择了潘汉年。潘汉年才智过人，办事干练，记忆力非凡，过目成诵，能够熟练背诵电报密码。父亲向潘汉年详细讲述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以及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交权的决定表示遗憾，而对于张闻天上台则表示可以接受——我叔叔的儿子秦福铨对这段历史颇感兴趣，1950年初他曾前往上海采访潘汉年，这些细节都是潘汉年向我的堂哥秦福铨回忆的。
遵义会议落幕不久，随即组建了由教员、周恩来及王稼祥同志构成的军事小组，该小组跃升为最高军事领导中枢，“军事领导三人组”取而代之，替代了遵义会议之前的“最高三人团”。教员的领导地位由此逐步稳固。在实施三渡赤水战略后，部分中高层部队领导对部队的大规模迂回战术表示不满，担忧此举将导致部队的疲惫与损耗。林彪同志甚至致信张闻天同志，力主撤换教员，改由彭德怀同志接任。当时，我的父亲与周恩来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面协调，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起初，父亲对于自身指挥权被取而代之尚存疑虑，但随着时光流逝，他全然信赖教员的军事领导，并衷心予以支持。当张国焘意图率领红四方面军南征时，他曾多次向父亲表达，坚称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亦持反对态度。然而，父亲并未因此动摇。教员曾对周恩来评价道：“秦邦宪乃一位秉持原则、组织观念坚定的同志。”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后，10月27日，在常委会上，教员半开玩笑地说：“1934年，秦邦宪未对我加以处理，竟让我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为政治局委员，今我提议他担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便是礼尚往来。”周恩来听后，掌声雷动，表示赞同。
“小铁啊，你父亲是个好人……”便再无他言。我也不敢再追问，心想他们或许也有难以言说的苦衷。
我的母亲
“若我组建新家庭，博古的孩子将如何自处，他们岂不成了孤儿？”随后的岁月里，诸多亲朋好友向我提及：“秦铁，在我们尊敬的人中，你母亲堪称楷模。为何？她因对父亲深沉的爱，独自抚养众多子女成人，且公平无私，这份成就殊为不易。”
其实我的母亲张越霞也是位很了不起的革命者。她是浙江浦江人，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妈妈带领女学生扔掉裹脚布，剪掉长辫子，她还经常登台演“文明戏”，宣传反对包办婚姻等。1927年，十六岁的她加入共产党。第二年，她与同乡张纪恩一起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妈妈主要负责文印、内部交通、情报等机密工作。
为更有效地保护中共机关的安全，周恩来提出，他们应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他征询了我母亲的意见，母亲亦表示赞同。鉴于形势的严峻，中共中央的“机关”频繁搬迁。在三年间，母亲与张纪恩在上海辗转居住了约十个不同的地点。最终，母亲与张纪恩结为连理。1930年，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石库门房子中生下了一个女儿。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赁了这所房子，自称是“小开”，前来上海求学并居住于此。母亲与张纪恩居于楼下，而楼上的亭子间则被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和审阅文件的场所。为了掩人耳目，特地布置了床铺、脸盆架等日常用品，脸盆架上摆放着毛巾、牙刷、牙膏等，营造出单人房间的氛围。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以及我的父亲博古等人均曾在此召开过会议。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协助国民党在上海大肆逮捕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党中央决定让向忠发立即离开上海前往苏区。但是向忠发却坚持在离开前与其爱人杨秀贞见个面，而且一直拖到次日下午才想离开，结果被抓。
向忠发被捕不久，便迅速出卖了党中央的组织架构与人员名单。6月23日凌晨，宪兵与警察突袭包围了住所，母亲在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时，立刻意识到中央机关已被察觉。她迅速将用作警号的洗米篮打翻。此时，向忠发还供出了父亲的住址以及会议地点西摩路，并亲自带领特务前往搜查周恩来、瞿秋白及我父亲等人的住处，却意外地一无所获。周恩来同志警觉性极高，在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刻通知了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相关领导人和机关进行转移。然而，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未能及时通知张纪恩和我母亲。
被捕之际，母亲口袋中尚藏有一张纸条，上面记载着一位名为罗晓虹的地下党员的联络信息。张纪恩以浙江方言轻声提醒，母亲趁警力不备，将纸条吞入腹中。拘留所中，母亲假借如厕之机，与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会面，方得知自己被捕系因向忠发的背叛。二人密谋，若向忠发前来指认，她们将如何应对。
无论是在侦缉队抑或是龙华警备司令部，妈妈在数次审讯中始终坚持自称名为黄张氏，一位来自乡间的女子，文盲一个，对丈夫的职业一无所知。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敌人不得不将她取保释放，陈琮英亦随之获释。而张纪恩因藏匿共产国际文件及陈绍禹用绿墨水所书手稿，被以“窝藏赤匪，知情不报”之罪名判处五年监禁。他们的女儿则在巡捕房的孤儿院中不幸离世。
出狱之后，母亲与陈琮英一同受到了陈云的接见。她们向陈云详细汇报了向忠发背叛革命的事实。母亲还特别提到了张纪恩在狱中的表现，她坚信张纪恩已经动摇，并表示决定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尽管张纪恩多次试图与我母亲重修旧好，但母亲始终坚持自己的决定，始终未同意复合。
刑满释放后，母亲被调至江苏省委组织部任职，期间与北方局的孔原先生相识。我们母子俩随同他们一同从上海迁徙至天津，投身于党的交通工作。1934年，孔原先生安排母亲返回上海汇报工作，鉴于那时他们已育有一子，携带幼儿在工作场合多有不便，母亲便萌生了趁此机会将孩子送至姨妈处的想法。于是，母亲带着孩子一同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
“组织上对你们的慌乱表示批评，问题并未如想象般严重。”同时，他指示她留在上海继续执行任务。
数日之后，母亲自浦江重返上海。她抵达张世民寓所，假称寻找住处而轻敲门扉，不料门内走出一张陌生的面容。母亲立刻解释称自己为乡下居民，误入了他人的家门。尽管如此，她还是被特务强行拖拽入门，再度落入法网。在巡捕房的拘留所内，母亲意外地与三天前一同被捕的张世民重逢，这证实了她先前的判断无误。
我妈妈第二次被捕后，当时上海中央局又陆续遭破坏，刚开始是执行局书记李竹声被捕，他供出了组织部长盛宗亮的地址。盛宗亮与妻子秦曼云最终都叛变了中共，加入了中统。他们还参与了国民党特务对我妈妈的审讯。妈妈知道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瞒不住，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承认。
母亲终被监禁于南京的首都反省院。随着抗战的爆发，国共双方再度携手合作。父亲随周恩来一同前往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交涉，力图释放所有政治犯，母亲便是其中的一员。我手中珍藏着一幅极为宝贵的照片，记录了母亲出狱次日与父亲交谈的瞬间，该照片由陆定一先生拍摄。
母亲随后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的夫人李克农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在办事处中履行职责。不久，她转至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在父亲的指导下，担任了组织部的干部职位。在广东工作一年之后，她重返南方局继续工作。那时，父亲担任着南方局的组织部长一职，随着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他们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牢狱生涯后，张纪恩终于重获自由，重返故乡。追溯至1941年，他曾遵命前往延安，途中在重庆停留时，周恩来总理却将他留下，赋予工作。在此之前，他的母亲曾致信于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晓，透露了张纪恩在狱中的“动摇”，总理亦曾安排他与母亲进行对质。抗战胜利之后，张纪恩抵达上海，投身于中共社会部的秘密工作中。他本身便是一位经历非凡的长者，直至一百零二岁高龄方才离世。
张纪恩后来的待遇还可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资历很老的老革命，他入狱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写过悔过书，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但他并没有出卖组织、造成什么损失。解放后，张纪恩还念着我母亲，他一直珍藏着母亲当年送给他的照片；2008年张纪恩去世前，我去上海看望过他。照顾他的护工告诉我说，张纪恩没事就拿着妈妈的照片看，还掉眼泪。
“阅读”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向组织上请求找回秦邦宪遗留下的孩子。远在他乡的兄长和姐姐们纷纷来到北京与我们团聚。回想过去，母亲承受了极大的辛劳，当时我们正值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家里有六个孩子，生活的重担对她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建国初期实行供给制，生活还算宽裕，但到了50年代，国家开始实施工资定级制度。尽管母亲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仅凭她的工资来养活六个孩子依然十分艰难。母亲随后向杨尚昆求助，进门便直言：“你们只管活着的人，那去世的人呢？你们不管吗？”杨尚昆立刻回应：“是的，烈士的子女我们也应照顾。”于是，每个孩子每月可获得20元的生活补助，我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母亲为每个孩子购置了自行车和手表，这在当时可谓难得。后来，还发现父亲一笔翻译稿费，高达近1000元。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有了这笔钱，她便将我们的生活补助退回。从那时起，直到母亲1979年离世，我们再也没有领取过任何抚恤金。
五十年代初，妈妈的三个侄女与一个外甥女因生活所迫，纷纷从浙江的农村来到北京寻求庇护。妈妈向她们阐述：“他们是博古的孩子，你们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得以读书上学，而你们则需要投身工作。”于是，她安排三个侄女成为工人，却想方设法让几位哥哥姐姐都能进入大学深造。记得当年二哥秦钢喜结良缘之际，妈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邀请了曾经一同服刑的难友、共事多年的战友，以及秦家的亲朋好友，齐聚一堂。
随着文革的拉开序幕，针对母亲的批判大字报也张贴在了墙上，醒目的大标题赫然写着：“博古的恶妻、彭真的暗助张越霞”。她随即被下放到干校参与劳动。身为九级干部的母亲，原本每月的工资高达200余元，然而，这之后便骤降至50多元。
某日，母亲不幸遭遇脑溢血，血块对语言神经造成了压迫，导致她突然失语。干校将母亲送回了家，此后便无人再照料她。恰逢二姐新华及其丈夫李铁映从永川返回北京，他们向总理撰写了一封求助信并寄出。信件寄出不久，总理办公室传来消息：恢复张越霞同志的原有级别。据悉，在周总理临终前，他曾对身边的人叮嘱道：“张越霞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同志，历经诸多磨难，若她日后遭遇困境，希望你们能给予她帮助。”
1979年2月12日，69岁的母亲不幸因心肌梗塞离世。自父亲牺牲以来，她一直珍藏着他的诸多遗物。1947年，中共撤离延安之际，母亲仅携带少量物品离开。此后，她将父亲的遗物转交给了大姐摩亚，其中包括一支父亲曾使用的派克笔、一件磨损的粗呢大衣、一条毛毯，以及一本珍贵的遵义会议记录。
在这众多遗物之中，最显得弥足珍贵的，莫过于那本亲手制作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内里铺陈着普通的白报纸，而其外层则包裹着一层厚实的牛皮纸。我细读过这本笔记本，发现里面的文字极其细小，每一姓氏之后都附有相应的发言内容。在部分发言记录的旁边，父亲还特别画上了问号，并附有“对吗”的疑问，以及寥寥数语的批注。然而，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大姐的家中被抄，无奈之下，她只能将这本笔记本付之一炬。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如今存世者，唯有张闻天的版本而已。
在我父亲参与延安整风期间的一些检讨文档，始终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收藏。随着文革的爆发，母亲心中不禁生出一丝忧虑。起初，这些文档被安置在大姐处，不久后又转移到母亲手中。家中有一只硕大的花盆，母亲将文档用塑料袋严密包裹，藏于盆底，再覆盖一层土壤，巧妙地掩饰了踪迹。我应征入伍离家后，母亲将文档转交给了表姐，她那时身为全国劳模，身处相对安全的环境。然而，劳模表姐同样遭遇冲击，母亲不得不再次转移，将文档交托给伍云甫的夫人熊天荆保管。熊妈妈仙逝后，我前往伍绍祖处索回了这些珍贵材料。退休生活开始，我便开始悉心研读这些泛黄文档，尽管纸张脆弱，字迹斑驳，我仍一丝不苟地逐字辨认。仿佛穿越时空，我似乎又回到了父亲的身旁，与他一同领略那一代革命者心灵的跳动，回顾他们曾经走过的艰辛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