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试过在家里打电话要像做贼一样？这不是在拍间谍片，而是拉姆安拉普通家庭的日常。去年三月开始，这里的居民发现手机通话里会出现奇怪的电流声，紧接着就有陌生号码回拨试探。据说只要在电话里提到"检查站"或"隔离墙"这类词，当天晚上就可能有人来敲门。这让我想起老话说的"隔墙有耳"，现在简直成了"隔手机有耳"。
在耶路撒冷老城的石头巷子里，我发现咖啡馆的常客们都养成了个习惯，接电话时总会不自觉地走到门口。44岁的裁缝店老板艾哈迈德给我看他手机里的通话记录，最近三个月全是未接来电。"我女儿在大学宿舍打来视频，我都不敢接，"他苦笑着把手机揣回兜里，"谁知道会不会因为父女间的家常话惹麻烦？"
这种压抑不仅仅停留在通话层面。往北开车一小时到拿撒勒，文化中心的诗人阿米尔给我看了他新写的诗集，但只能悄悄翻几页就要收起来。今年三月当地政府以"维护公共秩序"为由，禁止了已经连续举办十二年的阿拉伯诗歌节。有意思的是，同一时间在特拉维夫举行的希伯来语诗歌周却办得红红火火。这让我联想到"只许州官放火"的现代版。
更让人揪心的是生存资源的争夺。去年六月在希伯伦南部的农业村，我遇见正在废弃梯田上发呆的老农优素福。他指着山下闪闪发光的温室说："那些犹太定居点的自动喷灌系统，用的本来是我们的水源。"他的橄榄树因为缺水枯死了大半，而山下的玫瑰花田却开得正艳。这种反差让人想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
医疗资源的分配更是个现实难题。加沙的医院院长给我看今年的设备清单，三台透析机要服务两百多名患者。"有些病人等不到设备空出来就走了，"他摇头时，白大褂领口磨破的线头格外刺眼。数据显示当地肾病患者的死亡率比五年前高了近四成，这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
这些现象其实早有征兆。2016年通过的《反恐法》就像个橡皮筋，能随意拉伸定义。我采访过的法学专家打了个比方：这好比把切蛋糕的刀交给了特定的人，他说哪块能切就哪块能切。到2018年《民族国家法》出台时，很多巴勒斯坦裔律师就预感到要变天。果然，最近三年新通过的法律像雨后春笋，但都是带刺的笋。
特拉维夫大学的施瓦茨教授在咖啡厅悄悄告诉我，他做过对比研究：现在针对阿拉伯裔的起诉案件中，引用新法律条款的比例比五年前翻了四倍。"法律本该是保护伞，现在却成了筛选器，"他说话时不停转动桌上的糖包，好像能转出什么解决方案似的。
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上个月，我看到犹太裔和阿拉伯裔的年轻人合伙在雅法开了家咖啡馆。墙上贴着两种语言的诗歌，常客们用混搭的语言点单。老板娘说这是"抗议的温柔方式"。这让我想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老话，或许改变就藏在这样的小空间里。
傍晚我又回到耶路撒冷那家咖啡馆，看见有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正在用阿拉伯语打电话。她说话声音很轻，但眼神特别亮，像暗房里突然打开的手机屏幕。或许等到哪天，人们打电话不用再压低声音，那才是真正的平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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