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初，北京西长安街的寒意尚未散去。授衔工作进入最后核准阶段，罗荣桓连夜翻阅厚厚的履历卡片，一页一页划勾划叉。翻到“叶长庚”三字，他抬头看表，皱了皱眉。副军级，却论功当在中将线以上，这道卡口必须过。
灯下的档案薄厚不等，叶长庚那份显得格外沉。1929年加入红军，前后大小战役数十次，受伤三次，荣获三等以上功勋章七枚。但军衔评定首先看现任职务，他只是副军长，理论上顶多少将。数字与文字的矛盾，让罗荣桓坐立难安。
重新捋一遍脉络，答案或藏在岁月深处。时间拨回到1926年盛夏，韶关火车站日头毒辣。那天，23岁的叶长庚放下扁担，第一次摸到新式轻机枪，随即在第十九路军登记入伍。乡下壮汉一夜成兵，他没读过多少书，却凭臂力和胆气被分进机枪连。几个月下来，排面射击成绩总是第一，连长点名把他提到排长位置。
三年后，世道迭变。1929年2月，国民党第五师奉命沿赣江西进，目标是新生的红一方面军。叶长庚的排担任前卫搜索。那一夜，他坐在油灯下给弟兄们说：“打自己的穷亲戚，像话吗？”士兵面面相觑。第二天拂晓，他带着二十二名兄弟、两挺马克沁重机枪和八支步枪，直奔对岸的红军警戒阵地。口令对上后，他举手高呼：“我们来归队！”这句话后来成了瑞金城里的佳话。
相比人手，枪更贵重。根据中央苏区规定，一挺重机枪可兑换250大洋，叶长庚带来的“重礼”换算要给他几百块银洋和荣誉奖章。可他推却道：“钱就别提了，给我条枪，就当我报到。”彭德怀闻讯后，特地约谈这位新兵，几句寒暄便拍板：机枪组扩编为重机枪排，叶长庚仍任排长。
1930年至1932年，反“围剿”连轴转。高兴圩、黄陂、赣县几场硬仗里，他带着那两挺老马克沁顶在最前。伤疤一道一道加深，资历、水准也水涨船高，1932年底调任红二十二师师长。此时他刚满二十九岁，师里却只有两千来号人和百十条枪，补给多靠缴获。叶长庚的人缘不错，经常打完仗就拉着宣传队进村唱《打土豪》，借着锣鼓把红色政纲讲给乡亲们听，当地老表管他叫“叶师长，自己人”。
生活没给他太多喘息。1934年4月，独立十二师东线作战受挫，代理师长指挥失当，损失过半。那时叶长庚因旧伤复发，在后方救护所高烧不退。他醒来后得知部队败绩，闷声不响把勋章摘下交给组织，主动请罚。组织上没有追责，却调他离师职，进入红二十二师另起炉灶。
同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叶长庚的部队在乌江北岸负责殿后，旧疾加高原反应，他脚踝肿得塞不进草鞋，仍坚持夜里背枪巡查主食仓。过夹金山时，他咬牙攀冰坡，半路昏倒，被战友拖着往上拽。多年后，他谈起那一幕只说一句：“要是掉队，一辈子抬不起头。”
抗战全面爆发后，叶长庚奉调晋察冀，历任军区民兵部部长、分区司令员。八路军兵少枪缺，民众动员成了生命线。叶长庚挨村走访，教乡亲种高粱、打地道，遇到老大娘就掏出干粮塞手里。有人笑他“叶师长当了柴火官”，他不以为意：“打仗得有人给咱们煮饭。”平山战役后，他的左臂中弹骨折，取出弹片后没休息几天又上了前线。
1946年春，他担任华中军区某军副军长，指挥鲁南、宿北等战役，却始终只是“副”。同批师长后来不少成了纵队司令、军长，他却被手术、疗伤耽搁，晋升自然而然慢了半拍。有人替他鸣不平，他摆手：“革命不讲价码，能活着就赚了。”
回到1955年的授衔会场，叶长庚正坐在军事博物馆的一角候批。罗荣桓走过来，压低声音问他：“中将的问题，组织正在研究，你的意见呢？”叶长庚笑着答：“我算半条命捡回来的，给我少将，已经多了。”
最终，中央军委批准叶长庚为少将。仪式那天，他端正军帽，转身站到将官方阵末尾。胸前勋表在阳光下闪，半级军阶装不下的，是半生硝烟。
有人统计过，从1929年到1945年，他带过十四个番号不同的队伍；从赣南到西北，再到华北，行程三万多里；立功授奖记录足够写满三页纸，却只换来“副军长”四个字。历史档案把这解释为“因顽疾、长期在地方和民兵系统任职，缺少大兵团职务经历”。事实也确实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叶长庚与共产党早有暗线交往。早在1928年，他在景德镇守备时，接连三次将机枪、子弹暗送给地下联络员。罗瑞卿后来回忆：“那人嘴笨，但胆子真大。”若非那几袋来路不明的弹链，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或许要多付出鲜血代价。
对比同时代的许多将领，叶长庚的曲线更显坎坷。有人感叹他运道不济，其实，他恐怕最不在乎“官大官小”。对他而言，1929年带着两挺重机枪“投奔光明”那一刻，就已兑现一生最重要的抉择。其余，皆是注脚。
授衔仪式结束后，叶长庚把少将肩章轻轻抚平，低声道：“枪声停了，就好。”他那年的军装袖口下，旧伤仍在阴天隐隐作痛，却再无须披挂出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