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此篇章记录了一段确凿的往昔往事，系我亲历之经历。这段故事历时两年，自1966年8月起至1968年12月结束，期间跨度之长，逾两年，所涉人数逾百，包括不同学校的红卫兵和学生群体，以及来自西城区与东城区的青少年、大学生，以及众多高校的教授等。尽管众多当事人至今依然健在，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在文中均采用了化名及虚构的地址。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这些事件确曾发生。然而，这些事件距今已有五十余载，一些细节难免会有遗忘或误记之情形。
1967年8月18日，恰逢红卫兵组织成立的周年庆典。此时，北京的众多高等院校与中学都已暂停授课。由于学生们无所事事，街头时常可见退伍军人成群结队或是顽皮少年四处闲逛，不时发生斗殴事件。
上午9点55分，东四北一胡同的入口，一众身着黄皮，驾驭着锰钢13型摩托车的老兵如同闪电一般疾驰而至。尽管正值八月，北京的烈日炎炎，酷热难当，然而这些英勇的战士们却依旧身披长衣长裤，头戴大口罩，全然不为周围的酷热所动。在一位体格健壮的领队带领下，他们敏捷地拐进胡同的深处。
胡同里行人稀少，一位身材高挑的男子，皮肤黝黑，骑自行车敏捷地领路，对身后的情景全然不顾，径直朝着被高大的院墙围起来的车房宅门驶去。到达门前，他突然停下自行车，左脚支地，转身向右一指，那手势仿佛是下达命令，随后又迅速地骑离。跟在他身后的几名同样皮肤黝黑的男子也立刻下车，朝着大门奔去，用力敲响门扉。门应声而开，众人依次鱼贯而入。三十分钟后，他们再次从大门走出，骑上自行车，悄无声息地离去。
存款凭证价值逾二十万元、现金约合五千元、两台知名品牌的照相机，以及各类首饰、黄金、玉石等珍贵物品。更令人忧虑的是，其定期存款中的四万元亦遭不法之徒盗领。
当年，该案件震惊全国，尤其是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首例定期存款被盗的特大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案件真相如何揭露？谁是幕后的黑手？这些问题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
事件起因
故事的开端当追溯至1966年的盛夏：彼时的八月底，京城气温异常酷热，仿佛欲与如火如荼进行的革命运动一较高下。
赵雄跨上了一辆向同窗借来的26英寸女式自行车，匆忙地离开了学院路上的那所知名学府，向着市中心的方位疾速骑行。那一年，1966年，赵雄已经成为北京一所知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并在艺术系中名列前茅。这位身高1米75的青年，身姿挺拔，拥有一双明亮、充满活力的双眸。
此刻，赵雄的颊庞涨得通红，汗珠如同暴雨般倾泻而下。他奋力踩着自行车的踏板，速度已逼近极限，但心中仍觉紧迫，渴望更快。他所就读的学院，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艺术高等学府。他的父亲，便是这所学院的党委书记，同时也是延安鲁艺的校友，一位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便投身革命的老一辈干部。然而，如今他却被学院内一些人指责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陷学院内部的帮派纷争之中，承受着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
昨日，在一场批斗会上，赵雄年迈的父亲，因岁月的磨砺与战争遗留的旧伤，在连续几日的酷热天气和批斗的沉重压力下，体力终于不支，突发心脏病，于台上晕厥。此刻，赵雄正匆忙赶往市里，急于寻找正在北医三院抢救中的母亲。赵雄的母亲，同样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解放后担任西城区一所小学的校长及党支部书记。午后，汗如雨下的赵雄终于望见那座由古庙改建的小学校，校门口的石头台阶依旧稳固。他迅速跳下自行车，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仅开了一条缝隙的学校大门。
踏入校园，恰逢校门口的王大爷紧闭校门，他紧紧握住赵雄的手，激动地言道：“你听说了吗？快，跟我走，他们刚走不久。” 赵雄心中困惑，喉咙干涩，只能放下自行车，跟随王大爷走向学校后院。那里是杂物的堆积地，布满了陈旧的桌椅和杂物。王大爷边走边告诫：“赵雄，你要勇敢，我可是见证你成长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赵雄含糊应声，王大爷推开一间小屋的门后，便转身离开了。
赵雄的目光穿过门扉射入室内，只见地上躺着一具身躯，他不禁失声惊呼。他未曾料想，那竟是他母亲的遗体。母亲头上的鲜血已凝结成块，这无情的事实无情地宣告了她生命的终结。
赵雄心中充满疑惑，晨光熹微中离家之际，母亲曾叮嘱他前往黑帮队探望父亲。然而，当他抵达学院，却发现父亲病情已至晚期，而母亲也早已离世。悲痛如同潮水般涌来，一股热血在胸中激荡，巨大的哀痛令他不由自主地身体颤抖。
此刻，院落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喧嚣，“那狗崽子来寻仇了，赶紧捉住他！”大门猛然被撞开，赵雄一眼便锁定了冲在最前方的孙六子，心中的一切顿时清晰。仇人相逢，怒火更甚，赵雄不及多想，随手从杂物间中抄起一把铁锹，挥舞着狠狠向孙六子的头顶砸落。
或许孙六子的命途尚未来到尽头，赵雄已陷入疯狂，拼尽全力挥出一击。由于屋内顶棚过于低矮，铁锹与之碰撞，力量顿时消散，但依旧重重地击中了孙六子的左侧额头。孙六子应声倒地，满头鲜血淋漓，门外十几个十五六岁的小红卫兵们顿时惊愕不已。赵雄也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死罪的罪行。他拔腿狂奔，瞬间冲出院子，手持铁锹，寻到自行车，将铁锹丢弃，跨上自行车，不加思索地高速逃离。
在荒芜的景象中，赵雄驾驭着那辆破旧的单车，向西方向急速飞驰。或许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他毫不犹豫地一路疾行，直至西直门外。此刻，正值午后，赵雄的脚步变得愈发沉重，双腿几乎难以支撑继续前行的力量。在这时，他终于体会到了那种难以名状的干渴感。自清晨以来，他未曾摄入过任何水分，心中的空虚感愈发加剧。在途中，他发现了一家包子铺，便停下脚步，步入这家简陋的小店。两笼热气腾腾的包子，一碗温暖的粥，仅用了短短两分钟便被他一扫而空，头脑中的思维似乎也重新焕发了生机。
出走—回归
孙六子曾在赵雄母亲的教诲下求学，但小学六年级时，因涉嫌窃盗与逃学，他遭到了学校的处分。他的父亲，在安定门一带的一家街道搬运公司里从事拉排子车的劳作，解放前便属于城市中的贫苦阶层，靠打零工、拉车为生。若按照严格的分类标准，他们的家庭并不属于产业工人无产阶级。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当学校对孙六子作出处理时，赵雄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孙六子及其父亲不止一次为他的事情上门，与他的母亲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执。
六子，孙氏家族的长子，于六十六岁那年在初中校园中崭露头角。然而，今日之事，显然是他召集了同校的学子与红卫兵，意图对母亲施以报复，竟至将其殴打至命丧黄泉。赵雄此刻心中已明了，中学的红卫兵即将降临其家，将他拘捕。一旦落入他们手中，他的命运恐怕唯有赴死一途。
赵雄坚信，孙六子已被他一锹致命。一个走资派的后裔若行阶级报复、残害红卫兵，其恶劣后果不言自明。事态紧急，不容有丝毫拖延。他即刻振作精神，跨上自行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回家中，迅速从陈旧的旅行袋中掏出几件替换衣物，旋即疾驰前往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在医院入口处，赵雄目送着姑母与姑丈，在学院革委会成员和一些黑帮教师的陪同下，缓缓走出校园。姑母立刻将他紧紧抱住，质问道：“你最近都去哪儿了？你爸他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如同一道惊雷，在短短12小时内，赵雄便失去了父亲，成为了一名孤儿。但赵雄并未沉浸在悲伤中，反而感觉心中一块巨石落地，异常宁静。他紧紧握住姑母和姑丈的手，将所有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告别之际，他将自己的车辆交给了姑母，并叮嘱她归还给同学。而姑母和姑丈也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钱财，慷慨地赠予了赵雄。
那晚，赵雄机智地融入了前往京城参与革命串联的红卫兵行列，随即踏上了开往云南的火车。凭借着扎实的艺术专业知识，他在少数民族地区自如穿梭，以搜集云南民歌为掩护，直至十一月份才结束这趟旅程。
随着北京炎热的夏季缓缓落幕，气温逐渐变得宜人清爽。那些犹如狂风骤雨般的激烈斗争，亦如气候的转换，逐步趋于平静。军宣队入驻了学院与学校，学生们重返课堂，继续燃烧着革命的热情，同学们也纷纷回到了校园。赵雄所在的学院四处搜寻他的下落，多次派人前往他的住处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无奈之下，军宣队只能在门上留下一封简短的信件。赵雄在北京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一个金秋的傍晚，一位步履蹒跚的身影悄然而至，驻足赵雄家门前，环顾四周，警觉异常。他伸出手，轻轻取走了一封来信，随后再次蹒跚前行，跨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朝着城里西四北大亍胡同深处的一间矮小、昏暗的小西屋驶去。那里住着一位二十来岁的工人，名叫李华龙。他自幼在骑车时遭遇不幸，导致左半身行动不便。他的父亲与赵雄的父亲曾同在一家学院任教，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两人均被划为右派。1962年，李华龙的父亲在兴凱湖的劳改农场不幸病逝。母亲后来改嫁，远在上海，李华龙便孤身一人居住在这间小屋。他与赵雄自幼亲密无间，年龄相仿，两人情谊深厚。
“年轻人，你也感受到了与我相似的孤独了吗？”在如此情感的驱使下，他竟然擅自请了假，放弃了工作。幸运的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李华龙终于揭开了真相：孙六子只不过额头上留下了一道长约五厘米的疤痕，而他却被学校查明有虚报身份之嫌，且有过偷窃的前科，因此被从红卫兵队伍中除名。如今，他已在东城小有名气，成了一名声名狼藉的顽主，带着一帮人四处滋事，斗殴和偷窃成性。
步入屋内，李华龙急切地拆开了学院寄来的信件。信函中明确宣告，经外部调查核实，学院军管会已确认赵雄并非红卫兵案的主犯，并决定恢复他的学籍。喜讯频传，李华龙随即落座，急忙给赵雄撰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可以放心返回京城。
另一种血腥
【转换失败】：大约在11月，赵雄收到了李华龙的来信，心急如焚地返回了离别三个月的北京。他首先前往学院报到，随后又回家整理了那几个月无人居住的宅邸。紧接着，他立刻找到了李华龙，两人便坐在李华龙那间昏暗潮湿的小屋里。赵雄提到，李华龙反复核对，几天几夜不曾休息，埋头于写作。尽管李华龙仅有高中学历，但他却是文革前65年从北京四中毕业的佼佼者，文笔颇为出色。他们共同将孙六子冒充红卫兵，残忍杀害革命干部小学校长的经过，撰写成申诉材料，并抄写多份，将其钉成小册子。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这已经是第N次得到同样的答复了。”
身心疲惫的他们步入地安门饭馆，期待着午餐的慰藉。正当他们手捧一斤热气腾腾的包子，寻觅座位时，饭馆门外忽地闯入了一群顽劣之辈，领头的是孙六子。孙六子一声怒吼：“就是这小子，给我好好教训他！”
刹那间，饭馆内陷入了一片混乱，食客们争相奔向大门。皮带和菜刀如影随形，猛然向赵雄和李华龙袭来。在短短的数秒之内，赵雄的背部和李华龙的胳膊便遭受了数刀砍伤。幸亏，案发地点位于喧嚣的市区，正逢午餐时分，街道上人潮涌动，警察们迅速赶到现场。
在孙六子仓皇逃离现场的那刻，他仍旧怒目圆睁，对着躺在地上、已被砍伤的赵雄恶狠狠地诅咒：“千万不能让爷爷瞧见你，要是让他发现了，必定会给你一顿严厉的教训。”赵雄与李华龙不得已只得前往北医接受伤口缝合，之后又赶往派出所报案。至于孙六子和其他那些顽劣之徒，则逃脱了法网，案件至今仍旧毫无头绪。赵雄在家中静养伤口，内心几近崩溃。对于一个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来说，与流氓的斗殴以及遭受追杀，实在是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
命运多舛，却并未将人生断绝。赵雄宅邸之外，一位同乡兼亲戚的孩童前来拜访。他身形雄健，身披黄衫。赵雄一见，原来是吴任，他身旁还伴有一位身着同款黄衫、身材高大的青年。吴任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小学旧友，周桑，也是我的至交。”话题随即转向了赵雄的遭遇与现状。谈及痛楚之处，赵雄泪水潸然。在座者纷纷愤然捶桌，周桑站起身来，坚定地说：“孙六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处理，我们会去寻找他。”
行动
次日晨11时许，安定门内大街上，二十余辆自行车缓缓自北向南驶过，车手们大多身披黄色皮衣。偶尔，几名身着蓝底“白边布衫”的骑行者悠闲地坐在车后，轻松地摇摆着。在1966年的那个年代，这样的画面在大街小巷已是司空见惯，路人对此也习以为常。然而，与往日不同的是，这些骑行者的骑行速度明显放慢，他们一边骑行，一边警觉地观察着街道两旁的行人。
自行车队伍行至交道口十字路口，一队四至五人，身着白色边缘布料休闲装的行人从西鼓楼大街走来。队首的锰钢13型自行车上，一位高个子黄肤男子挥手打招呼，随后二十余辆自行车迅速汇合，形成一圈形阵势。这群“白边布衣族”未察觉到危险，已不知不觉陷入包围。气氛骤然紧张，队长周桑跳下车走向被围之人。赵雄跟在后面，询问：“是他们？”赵雄摇头否定。得知此信息，二十多人手中的弹簧锁转向别处，黄军挎也随之放松了警惕。
氛围渐渐变得轻松，这时，坐在自行车后座的“白边布懒”靠近，伸手拉住了一位行人，问道：“您认得我吗？”那人立刻回应：“当然认识，您是东城坛子。”坛子微笑点头：“既然如此，那请问孙六子现在在哪里？”众人纷纷摇头：“不清楚，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也不是这附近的人。”周桑挥手示意他们离开。随后，自行车队伍缓缓前行，朝着鼓楼方向，留意着街道两侧的动静。
备注：白边布鞋，一种于六十年代在北京广受欢迎的布料鞋型，以其宽松的松紧口设计而著称，省却了系鞋带的繁琐，因而被戏称为“懒汉鞋”。从1966年到1970年，这款鞋型不断推陈出新，鞋边加入了白色布料装饰，因此得名“白边布鞋”。在那个年代，众多活泼顽皮的少年都对这种时尚的鞋款情有独钟。
黄军挎，那个时代颇为常见的军用布包，常被红卫兵或顽主用作藏匿菜刀的工具。在冲突爆发时，他们往往不直接展示菜刀，而是直接以握持挎包的方式发起攻击。此法既难以被对方察觉，又能有效降低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
在这支宛如盲目的猫偶遇死耗子的自行车队伍中，周桑、吴任、赵雄三人怀揣着满腔的雄心和信心，引领着队伍扬帆起航。然而，一周的光阴转瞬即逝，除了在午餐上投入了200余元的开销——“每天中午，马凯餐厅的二十多位顾客，便会消费30元”——队伍却一无所获。作为队伍的领航者，周桑开始感到忧虑。他深知，若是继续这样下去，恐怕队伍的士气将逐渐消散，甚至可能撼动他在众人中的威信。
餐后，周桑宣布解散队伍。他转向赵雄，严肃地说道：“你须即刻动身寻找李华龙，我们约定下午三时在景山亭子重逢。”景山之东门，半山腰处，便坐落着那座亭子。众人陆续汇聚一堂，随即展开了策略的讨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小时又一小时，周桑察觉到众人意见分歧，争执愈发激烈。于是，他毅然起身，高声对身边的其余三人宣告：“此刻，我将分配任务。李华龙，你应立刻前往孙六子住所附近，详查孙家宅院的具体方位、内部状况，以及孙六子的具体归家时间。”
翌日午后三时，敬请准时在此地集结，务必迅速启程。李华龙转了个弯，沿着下山的小径匆匆离去，而此时，赵雄已洞悉了周桑的心思。他紧接着开口道：“只要你们协助我制伏孙六子，其他事宜你们便无需费心。”话音刚落，他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抽出一柄源自云南少数民族的匕首，眼中透露出刻骨的仇恨，续言道：“我要亲自手刃此子，割下他的头颅，以此祭奠我那逝去的双亲。”
此刻，周桑眉宇间闪过一抹疑惑之光，但他并未顺着赵雄的话头继续下去，只是沉稳地吩咐道：“将手放开，务必小心别伤到自身，先行回家。待到后天，我们再行详谈。”
“我理解这一点，但也不能置之不理于他。”吴任接着说：“我们不能让赵雄直接进入孙六子的住所，而应当将孙六子引出来交到他手上，至于赵雄将如何处置，那是他自己的事。即使将来发生什么严重问题，我们也能声称不知情，声称是赵雄自己决定行刺孙六子。”
天黑了，回家。
复仇的阴谋
两天后的午后，周桑与吴任按照约定，于三点准时抵达了景山东门的亭阁。在这短暂的两日里，他们已就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达成了一致。周桑环顾四周，瞥了一眼手表，已是三点半，忍不住抱怨道：“这两位总是一点都不守时。”吴任则漫不经心地回道：“毕竟并非人人都会佩戴手表。”尽管周桑显得有些愠怒，但吴任总能以他四两拨千斤的机智，让周桑无言以对。
赵雄与李华龙终至，李华龙虽貌不惊人且身有残缺，然而在侦察兵的领域，他却天赋过人。他从容地摊开手中的报纸，将其平铺在亭内的石板上。众人陆续聚拢，目光落在那洁白的纸张上，只见上面用B-2铅笔工整地勾勒出一张地图。李华龙从口袋中取出了一根中华铅笔，用铅笔尖端指向地图，说道：“此处便是胡同的入口，首个门便是孙六子的住处。然而，这院落乃是一个大杂院，居住着近二十余户人家，孙六子的居所位于最里端，是东屋的两间。每晚10点钟，院落的大门便会紧闭，那时，上夜班与下夜班的家人都会在门前静候。”
众人的目光齐集于那张图纸上，图纸之上明确标示了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周桑心中已有了定数，夜间进行偷袭的可能性极低。那狭长的院落深藏在最里头，人数过多则难以施展，人数太少又可能惊动周边二十多户人家，反而陷入关门捉贼的困境。李华龙的进一步发言，更是彻底打消了周桑心中对“夜袭”的任何想法。他指着图纸上的小五星位置，说道：“更加棘手的是，孙六子家的斜对面，仅相隔不足二十米的距离，就是交道口派出所。”
众人皆缄默不语，唯独李华龙胸有成竹地继续说道：“我在孙六子的住处周围观察了整整两天，坚信他定然安于宅中。那两天，一次是在午时，另一次则是在日暮时分，都曾目睹一伙人聚集在门口。待孙六子被引入门内，他们便立刻沿着胡同匆匆离去。我们决定在上午十点钟左右采取行动，那时孙六子的院落里大多数人已外出谋生，而派出所的警员也并未值班”。“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就这么决定了！”周桑由衷地称赞，轻轻拍了拍李华龙的肩膀。
赵雄得到李华龙与周桑的赞许，二人转身对他说：“情况有了变化，你不能再跟我们一起潜入孙六子家中。他家的人认识你，你真的愿意亲手灭掉他们所有人吗？保留一个生还者，等于我们主动向公安局投案。赵雄稍作沉思后，向我们表示：‘那就按这个计划，我去联络我初中时的老同学，他现在是某工厂的司机。你们把孙六子绑出来，我们的车停在街上，交给他处理。至于后续行动，我暂时不透露，以免你们被牵扯进去。’计划就此敲定。周桑与吴任再次带着地图前往孙六子住所周边进行确认，并邀请了数位‘打手’协助检查。赵雄的解放卡车也已准备就绪，计划在星期一上午执行任务。”
福祸
周一清晨九点整，美术馆侧畔的小公园里，十几位身着复古军装的骑行爱好者陆续汇聚。周桑重新取出了那张地图，依照图示对行进路线进行了最后的校对。与此同时，马路对面的解放卡车，车身被蓝色的篷布所覆盖，缓缓放慢了行速，并吹响了喇叭。紧接着，十几辆自行车依次穿过了马路，紧随卡车之后，迅速朝北方向疾驰而去。
美术馆位于安定门内，步行仅需十分钟。一辆解放牌卡车停驻路旁。一群骑自行车的身影迅速在胡同口的店铺前驻足，十几位骑手跃下车，匆匆踏入狭窄的胡同。即便十几辆自行车无人上锁，留守的同伴迅速将它们整齐排列，车头朝南，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便于他们迅速撤离。那些踏入胡同的十几人已踏入孙六子家的院落，推门而入后，两人迅速关紧大门，手持匕首分立两旁。其余人则迅速奔向院落最里侧的两间东屋。右手边的西屋，一名小女孩探出头窥视一番后，立刻缩回。此刻，院子里无人敢擅自露面，紧张的气氛仿佛即将点燃一场火焰。
周桑径直闯入孙六子的住所，两位年逾五十的长者惊慌失措地站起身。“孙六子人在何处？”两位老者颤抖着，无法发声。“在屋内！”周桑高声呼喊，推门而入，只见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立于屋中，眼中满是仇恨而非恐惧。抬头一望，后窗依旧敞开。周桑不加思索地跃上一旁的旧式双人床，望向窗外，只见那是交道口大街。孙六子早已消失无踪，李华龙啊，智谋再高，终究有疏漏。他跳下床，一声大喊：“动手！”
立刻撤退！马上离开。
人群迅速涌出大门，奔向宽阔的街道，纷纷跃上自行车，四散而去。赵雄驾驶的卡车目睹众人散去，意识到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便也驶离了现场。这场精心策划的绑架行动，就此以失败收场。
间歇
纵然绑架阴谋未能得手，孙六子一家的遭遇却已足够让赵雄将心中积郁数月的怒火得以释放，多少也算是对那些菜刀之怨的一次报复。于是，他摆下了盛宴，邀请了四位老友共聚，地点便定在了老莫。然而，李华龙依旧未能准时到达。落座后，他缓缓开口道：“近几日，我频繁前往孙六子家附近，甚至一度踏入他们的院落。据街坊老人们所说，孙六子至今音信全无。邻里之间，都对他在外惹是生非、招惹众怨的行为指指点点。而派出所的调查也已启动，然而无人将疑虑投向赵雄。至于学院和公安局，至今无人前来询问他。
显然，无人察觉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一方面，作案者行动迅捷，撤离亦迅速；另一方面，那是在1967年初，类似事件频发，公安局在侦破此类小型案件时，亦面临着人手不足的困境。
“此乃我在动物园门前所购。其上载有关于出身论的论述。”赵雄顿时捕捉到了，这又是一个表达不满的绝佳时机。
春意蓬勃，生机勃发，大地披上了翠绿的盛装，他们亦步入了1967年三月的门槛。
又是一年春
随着春意盎然，大地万物焕发生机，人们亦步入了1967年三月。对于那段文革岁月有过亲历的前辈们，或许仍能清晰地回想起那时的景象：大部分学生无所事事，终日闲荡，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周桑与吴任便是其中忙碌的一员，他们每日的“工作”便是争斗。周桑体内仿佛有一股难以平息的激情在涌动，若是没有参与打斗，他的双手便感到被束缚，那种感觉犹如烟瘾者不吸上一口便浑身不自在。生不逢时啊，若能置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那该是多好的事。
“我本打算找你们商讨此事。”接着，他特意向周桑介绍道：“这位是我们的同乡，某学院的高级教授，归国华侨，也是一位民主人士，钱老先生。”转而对那老者说：“这位周桑是我的挚友，正是他们协助我们解决了孙六子的问题。您的事情，自然也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回溯至1966年那酷暑难耐的八月，钱教授不幸遭受了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特务等无端指控的厄运。在这场学院内部的造反运动中，他被强行送入专为黑帮五类分子设立的劳改队，住所亦遭受了抄家和封门的残酷对待。钱教授孑然一身，家中仅有来自乡下的老保姆相伴。在军队接管学院之后，经过一番内部和外部的彻底调查，并未发现任何重大问题，最终他被宣告“无罪释放”。
一位体态消瘦的长者回到家中，却惊讶地发现自家的独院已被一群中学的红卫兵非法破门而入，擅自占用。面对这一局面，他不得不重返学院，在这短短两个月内，他奔波于当地派出所、公安局、学院、侵占者的学校以及市革委会等多个部门。然而，他的申诉如同石沉大海，唯有静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桑心中不禁暗自欢喜，心想：“这不正是我又有机会施展手脚的时候吗？”
周桑与吴任对小老头郑重承诺：“请安心，此事交由我们全权处理。”周桑一刻也不愿拖延，立即拉起吴任，跨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疾行而去。周桑的兴奋之情，犹如刚吸食过过量烟草的瘾者，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两人如同被点燃的火焰，迅速朝着李华龙的家奔去。他们猛力一脚踹开李家那矮小的屋门，躺在小木床上的李华龙惊慌失措地猛然坐起身来。
周桑精神焕发地高声呼喊：“赶紧起床，我们有一项任务要迅速展开。”他紧接着细致地安排道：“李华龙，你需在两天之内查清钱教授的旧居曾由哪所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所占领，详细包括他们的首领身份、背景资料、所属的红卫兵派系、活动时间以及高峰时期的人数。务必留意，大后天下午三点，我们将在老地方亭阁集合，这次行动一定要细致入微，不要再像上次那样疏漏了任何细节。”
两天后，那四位“狂热者”再次聚集在景山东门的亭阁之内。这一次，李华龙并未展示那所谓的“地图”，而是以口述的形式进行了汇报：据他所掌握的信息，占据钱教授宅邸的并非真正的“老红卫兵”，而是来自北京 AC 中学的学生。他们自称是北京 AC 中学红卫兵的“井冈山”战斗队。或许大家仍能回忆起，当年北京各中学如同春雨后破土而出的嫩笋，纷纷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战斗队”。
李华龙接着说：“这井冈山战斗队主要由AC中学的初中骨干构成，同时吸收了周边学校的一些学生，其中不乏当时所谓的‘顽主’。午后时分，聚集的人数最多可达到二十余位，而夜间留宿的人数则寥寥无几，众多成员便栖身于附近的狭窄巷弄。我建议我们夜间行动，一来敌对方人手相对较少，二来钱教授的住所是一座独门独院的英式洋楼，院落宽敞，与邻舍相距甚远，不易引起旁人注意。赵雄、我的父亲与钱教授在文革前同属一单位，故而我们对此洋楼的地形及内部状况可谓了如指掌。”
后天正午一点在地安门十字路口集合。由李华龙担任向导，赵雄负责驾驶，负责从学院接上钱教授，协助他取回被没收的物品，并送他回家。”
又一次行动
在两天后的正午时分，地安门十字路口附近，自西向东，一阵引擎的轰鸣声渐渐传来。八辆喷涌着浓烈黑烟的二轮摩托车沿着道路驶来。这类摩托车在现今或许已显得颇为陈旧，它们源自上世纪60年代，是当时从捷克引进的Cz125型单缸摩托车。在当年的时光里，这种车型无疑是时尚潮流的象征。
紧随其后的是十多辆锰钢车，车上乘客的装扮无一例外。他们头戴柔软的洋剪绒帽，用以护住双耳，面罩和口罩严严实实，仅留一双锐利的眼眸窥视外界。有的身着笔挺的将校呢大衣，有的则身披深色调的咔叽布大衣，而统一的宽松将帅靴踏在脚下。左臂上佩戴着印有黑色文字的尺二兵臂章。领头的摩托车驾驶员瞥见路口等候的周桑，轻轻一挥手，车队便缓缓靠边停下。
周桑疾步向前，迎上摩托车手，稳当地将车辆扶起，两人热情地交换了握手。不多时，二十余人陆续围拢过来，摩托车手依次向周桑介绍。简短的寒暄之后，周桑转身，迅速跨上自行车，离去。在周桑与李华龙的带领下，车队驶入一条较为宽敞的胡同。尽管摩托车在大街上的轰鸣声尚能忍受，但一进入胡同，那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瞬间让人难以承受，胡同两侧的居民纷纷开门张望。行至胡同中央，一座设有车库的宽敞院墙前，李华龙停下车辆，指向一个位于青石台阶上略显狭窄的黑门，门上挂着一面旗帜，旗帜上书写着“AC中学井冈山战斗队”的字样。车队熄灭引擎，众人纷纷下车，涌向那扇小黑门。正欲用力敲打，门却意外地敞开，门内几人正骂骂咧咧，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惊动，想要出来一探究竟。然而，事情发生得太快，他们还没来得及走出，便被迅速拦在了院门之内。按照惯例，胡同两旁各留两人守卫，而小黑门内也安排了两人守候。
此刻，周桑带领数名同伴闯入小洋楼的客厅，先前受阻的几人已被七八人团团围困在院子里，蹲地静候。客厅内，七八人面露惊恐，一动不动，一旦有人发出呼喊，众人便会立刻顺从地走出屋外，蹲下身来。李华龙向周桑报告：“二楼似乎还有情况。”周桑随即率领众人迅速冲上二楼，只见卧室共有四间，他们逐一进行了细致的搜查。在搜查过程中，他们又发现了两名浑身颤抖的女子，她们也被迫被带到了院子里。紧接着，从后院推搡着带回了两名健壮的男子，这次李华龙立下了显赫的功勋。
在景山逗留期间，我特意向周桑指出，那座洋楼的后门设有通往二楼卧室的楼梯，该楼梯即是消防逃生通道。周桑早已在地安门布置了专人守候后门，果真一网打尽，无一漏网。周桑回到院中，只见已有二十余人围成了一圈。圈内约有十四至十五人蹲坐，两名女学生则站在一旁，既无法蹲下，又难以站稳，身体颤抖不已。周桑目睹此景，便对她们下达了命令：“离开！”她们即刻转身奔逃，并在门口向那两人呼喊：“别关上，门要敞开！”然而，最终被擒的两人显然是这伙人的头目，他们不仅没有选择蹲下，反而态度倨傲，满脸桀骜不驯之色。
“知道这里不是你们的家就好，赶紧滚出去！谁要是敢回来捣乱，我们见一次打一次！我们清楚你们住在哪儿。快走！”十几个邻居搀扶着那两人，一边道谢一边迅速离开了院子。于是，房子和院子再次回到了钱教授的手中。
新发现
在成功收回钱教授的房产后，赵雄与李华龙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他们悉心清理房间，整理废弃物品，并安排学院将相关物品运送至原处。当晚，周桑特意设宴款待了那些慷慨相助的朋友。次日一早，周桑与吴任便来到了这座小洋楼。原来，在前一晚，赵雄与李华龙就已在此安营扎寨，以防万一有不良之徒前来生事。周桑等人特意将自行车停放在胡同之中，以此向那些人暗示，此地已有防范措施。
他们终于得以细致地观赏这座洋楼。楼体由三层构成，地下室入口仅为一扇不足一米高的小窗，它隐蔽地隐藏在楼旁的花坛之后，几乎不易被人发现。底层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厅门采用双开式的实木玻璃门，与传统的中式建筑风格迥异，其朝向并非传统的坐北朝南，而是斜向东南方向开启。推开这扇门，便会发现门内正南方有一个斜角位置，那里摆放着一台大型三角钢琴。大厅内空间开阔，大约三十至四十平方米，厨房、餐厅以及家具一应俱全。而上层则是卧室区域，包括一间带有独立卫生间和浴室的主卧室、一间朝南的书房以及两间较小的卧室。显而易见，赵雄一行人昨晚便是在此处安顿下来，然而他们并未得知，这或许是因为那群抢占房间的年轻人年纪尚轻、胆量不足，亦或是其他原因。
屋内家具、钢琴、画框、桌椅等物品虽显得有些杂乱，但总体上却保养得相当完好。赵雄向我们透露，钱教授已于昨日傍晚时分前来探望。他对我们提供的帮助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但提到自己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搬回，原因首先是房间太过杂乱，需要彻底清理；其次，他仍然担心有人会再次擅自闯入。因此，他反复叮嘱我们，最好是每日都来此，甚至最好是能在此居住。
周桑环顾四周，目光在房屋轮廓间来回移动，终于发现客厅后方有一扇半掩的门，门后隐藏着一条蜿蜒向下的通道。他们沿着通道缓缓下行，眼前出现了一扇由实木打造、表面装饰着铜质护板的门，紧闭着，门上依稀可见“红八月”时期学院造反派留下的封条。赵雄突然想起，不禁说道：“这扇门，正是去年‘红八月’期间，学院造反派抄‘四旧’至钱教授家中，将所有‘四旧’物品搬运至此处藏匿的所在。”
门锁旁清晰可见明显的撞击痕迹，这昭示着那些意图强行闯入者曾试图用蛮力破门而入。或许是因为他们尚显稚嫩，知识储备有限，亦或是勇气有所不足，最终未能得手。然而，无论原因为何，门锁依旧保持完好。对于周桑、吴任等一群高中生来说，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们不仅在学业上成绩优异，还在各种业余活动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们巧妙地将一尺多长的弯曲“豆条”插入锁孔，门便应声而开。地下室内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樟脑香气。众人摸索着寻找灯光开关，灯光亮起，周桑等人不禁瞪大了眼睛，愣住了。在这超过一百平方米的空间内，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箱子和框架，几乎无法通行。最外围竖立着四个樟木箱子，那浓郁的樟脑味道正是源自于此。众人齐心协力，将一个樟木箱子抬出，打开一看，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裘皮大衣。
面对眼前那樟木箱与地下室里堆积如山的各式箱笼，周桑一行人不禁陷入了困惑。回想起半年前，他们曾是那场破“四旧”与“抄家”运动的“英雄”。他们心中清楚，这些物品曾是学院红卫兵抄家的战利品。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角色已发生了转变，他们汇聚于此，是为了帮助昔日的受害者收回他们应有的财产。周桑当机立断，决定暂时关闭地下室之门，随即派遣赵雄火速召回钱教授。
钱教授和赵雄在午后匆忙赶回小楼，眼前的景象勾起了他们往日的回忆。去年八月，学院的红卫兵将他强行带出家门，对他进行了批斗。直到前日，他这是第一次回到这个家。地下室箱子里的东西显然是他以前的，他开始思考该如何处理这些遗物。钱教授似乎因过去的批斗留下了心理阴影，竟提出要去学院向当年的红卫兵请示。赵雄听了这话，忍不住笑出声，打趣地说：“钱老，您也太单纯了吧，现在还有谁会去请示啊？我父母遭遇不幸，至今无人过问，您这点小事，又有谁会放在心上呢？”钱教授仍旧摇头，表示自己不敢冒险，“我可不敢冒险，那皮带抽打真是让人难以忍受。”
赵雄与钱教授经过数小时的耐心磋商，最终达成了共识：钱教授将不再对此事进行干预，未来若发生任何问题，也将免除其责任。所有相关财产及其衍生的后果，均将由赵雄独立承担。显而易见，这场文化大革命已触及了钱教授的内心之深。
‘我并无余财，无力相助。’话音刚落，钱教授便转身离去，屋内众人随之陷入沉默。
周桑心里暗自思忖，这事情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尽管损失钱财和承担风险已是既定事实，可眼前的困境究竟该如何破解？将房产和物品上交学院，这与直接投案自首有何区别？若是置之不理，罪行终究难以遁形。若是要继续追究，自己已赔偿200多元，恐怕再无人愿意出资相帮。
赵雄透彻洞察了众人的处境与心绪，稍作沉吟，缓缓开口道：“我深知诸位内心的苦楚。尽管如此，钱教授的处境我也洞若观火。他依旧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尚未得到解脱，每月仅有的25元生活津贴，自是难以积聚所需资金。加之他内心的忧虑，担忧自身可能承担的责任，于是将包括财产在内的一切事务全权托付给了我。既然如此，就请各位看在我的情分上，把事情妥善处理。既然我已承担此重任，自当确保各位不受损失。周桑与吴任相视一眼，也只能选择接受这样的安排。”
文革时期资产阶级生活
67年春初，四周的喧嚣似乎渐渐平息，至少对于那些普通的百姓、红卫兵、顽主和学生们来说，是这样的。破四旧、大串联的狂潮已经退去，他们这些习惯了那种激烈、急促生活节奏的人们，此刻正面临新的挑战——清理房屋。按照赵雄的安排，地下室再次被紧紧锁上，李华龙找来了几位同事，在短短的四、五天里，小洋楼便恢复了往日的整洁与风貌。在那个时代，人们相互帮助并不以金钱为唯一回报，一顿简单的饭食就足以表达感激。钱教授却对此避而不见，既不进行察看，也不进行管理，更不提出任何询问，自然也就分文未取。这一天，赵雄、李华龙、吴任、周桑一同聚集在小洋楼内，看着楼内外一尘不染，心中充满了满足与成就感。
饱览之余，便是行动的时刻，众人便着手清理地下室。心中满怀期待，他们暗自思忖，或许此处会藏有“珍宝”。赵雄与李华龙依照少年时的记忆，指挥着将樟木箱逐一从地下室搬出，并尽量将它们归还原位。他们合力抬起一个沉重的樟木箱，将其搬运至一楼的大厅，随后打开箱子，将里面的衣物一件件摊开检查，然后又逐一放回箱中。这对经历过“破四旧”运动、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影响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动作已是轻车熟路，他们的手法甚至不输给昔日那些搜查地下党据点的军统特务。
四只巨大的樟木箱内，盛满了散发着樟脑芳香的各式皮具。这些皮货的品类，周桑他们并非十分熟悉，因此被小心翼翼地安置在楼上的主卧室储藏室里。随着地下室的整理告一段落，空间终于恢复了畅通无阻。简言之，在这十几个日夜里，周桑他们扮演了搬运工、清洁工和检查员的多重角色。他们的辛勤付出，最终换来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大厅的钢琴上摆放着精致的银制烛台，油画也重新回到了墙上原本的位置。
随着地下室的空间逐渐被清理过半，周桑一行人不禁为之惊叹。他们发现，靠墙的几排桃木柜内，整饬地陈列着上千张各式各样的唱片。这些唱片，从百代公司的78转大唱片，到45转的密纹新唱片，种类繁多。它们涵盖了从30年代的金嗓子周旋，到60年代德勒斯顿交响乐团的众多世界名曲交响乐，应有尽有。若是在半年前，他们或许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唱片付之一炬，然而，在今日，对这些唱片的发现，对周桑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笔意外的财富。
从地下室小心翼翼地取出唱片柜中的瑰宝，它们被安置于那宽敞的大厅之中，熠熠生辉。随后，两台唱机也陆续被搬运至厅内，各自占据了角落。其中一台是那个年代最具时尚感的东德德律风牌电唱机，另一台若能留存至今，必将成为一件不可多得的传世之宝。这台唱机高达半人高，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手摇的设计，以及那根细如火柴、方形竹制的唱针。在播放唱片之前，还需用机内特制的剪刀对唱片尖端进行精细修剪，以保证唱针的锐利。自那之后，每当周桑他们踏入，屋内便会弥漫起“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交响乐，或是三十年代流行的柔情旋律。
贪婪
随着地下室中物品的逐渐减少，客厅与卧室的装饰却愈发精致。那座小洋楼逐渐恢复了往日的资产阶级气派。其中，诸如化学试验室中那种精密的蒸馏式咖啡机，让周桑他们颇费周章。经过一番钻研，他们终将满室盈满了诱人的咖啡香气。在地下室的储藏室内，整齐地摆放着数十罐进口咖啡、可可等各式饮品。
午后的阳光透过地下室的光线，周桑一行人小心翼翼地移开了一个硕大的木箱。箱盖缓缓开启，眼前顿时呈现出一片令人目不暇接的文献海洋，其中多数为外文资料。赵雄凭借大学期间积累的英文功底，迅速辨认出这些文献正是钱教授在海外学术生涯中辛勤耕耘的成果。箱中还静静地放置着两个精致的摄影包，这让周桑和吴任瞪大了惊讶的双眼。其中一个包里，赫然是德国制造的柔来120相机，附件一应俱全；另一个包中，则是德国制造的莱卡M-3型135相机。当年，周桑和吴任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这两款相机在新华社的专业记者圈中却颇为罕见。尽管他们曾见过这些相机的照片，却从未有机会亲手触碰。在那个时代，这样的相机每台的价值都超过了2000元，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们的发现让他们震惊不已——箱子的最深处藏着一个坚固的硬木方形盒子。他们小心翼翼地掀开盒盖，只见第一层内陈列着各式华美的饰品，有金制的、翡翠的、钻石的，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这些宝物对周桑他们来说并未引起太多的兴趣，因为他们对它们的珍贵程度缺乏认识。将第一层的物品移开，下一层的盒中，一个用破旧的报纸包裹的包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拆开报纸，他们发现里面竟是一叠鲜艳的红色存折。这六张存折均由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出具，持有人是钱教授。其中五张是定期存款，每张的金额均为四万元人民币，加起来共计二十万元；另外一张则是活期存款，账户余额约为人民币一万元。
客厅里的留声机传来了刺耳的尾声，但赵雄和他的三位伙伴却对此充耳不闻。他们围坐在那个结实的木箱周围，一片寂静。周桑陷入沉思，满腹疑虑：该如何是好？钱教授曾明确表态，他对这件事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插手干预，更不敢有非分之想。面对如此巨大的财富，难道真的可以置之不理？
“六十年前，二十几万元的价值，若换算至今日，或许价值已达数十亿之巨。”周桑环顾四周的三人，吴任虽缄默不语，心思却似乎陷入沉思。他究竟在思考什么？李华龙则静静地坐着，显然他的思绪已经陷入停滞。
周桑与赵雄视线相交，赵雄正专注地凝视着他，周桑立刻心有所悟。他随即追问赵雄究竟发生了何事。赵雄回答道：“这位长者城府深沉，平日里装作一个穷人的模样。”周桑不等赵雄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此事与我们无涉，你去请钱教授过来。”
周桑心知，钱教授之前的言语意在透露，他在去年的“红八月”抄家风波中已彻底丧失了所有家产。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追讨这些财产无疑是白费力气，甚至可能招致额外的罪责。既然这些财产无疑属于钱教授，理应归还于他。这一看法与赵雄的想法不期而遇，赵雄随即赶回学院。
翌日，钱教授在赵雄的伴随下步入了那座小洋楼。赵雄精心策划，并未提前告知任何细节。进入楼中，钱教授的目光被瞬间吸引，他那微微颤抖的手轻轻触及每一件展品。周桑、吴任与李华龙紧随其后，他们一同欣赏，边走边轻声交谈：“这件作品如何？”然而，对钱教授的问题，周围一片寂静。
他缓缓走向三角钢琴，教授随即落座于琴凳之上。紧接着，一曲华丽的钢琴旋律便悠扬地飘散开来。赵雄带着一丝深意地瞥了其余三人一眼，他们心有灵犀，领会了赵雄的微妙暗示。
音乐渐渐消失在空气中，钱教授重返现实，却未流露感激之情，反而提出了疑问：若由此引发纠纷，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赵雄并未立即作答，反而以问作答：这正是今天邀请您到来的真正意图。他走到柜边，从中取出一款精致的小巧硬木盒子，放在钱教授面前，揭开盒盖。接着，他对钱教授说：这些物品似乎也与您有关，您打算如何处理它们？是上交国家，还是留为己用？我们完全尊重您的选择。一时间，客厅里气氛变得凝重，四周一片寂静，连呼吸声都显得格外清晰。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位尚在弱冠之年的青年，面对着二十几万元的巨额财富，以及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和钻石等无价之宝，似乎并未被其表面光鲜所迷惑。于是，他们反而能保持沉着冷静，以一种平和的心态细致地观察钱教授的每一个动作。
自钱教授目睹那沉甸甸的硬木盒子，他的躯体便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当他的手指缓缓揭开盒子的第一层，他几乎是猛地扑了上去。与周桑等人当时的漫不经心截然相反，钱教授用那因颤抖而略显不稳的手指，一枚枚地拾起，又一枚枚地轻轻放置于地板之上。他轻声自语，数着每一枚，16枚、45枚，一枚不落。他将它们小心翼翼地归回原位，随后继续探索盒子的第二层。当钱教授的目光落在那叠存折上时，周桑注意到他那双原本细小而显得无神的眼睛，瞬间膨胀，充满了惊恐。他那瘦削的额头上，青筋突突地跳动。他一本本地、一页页地仔细查验完毕。就在这一刻，一场戏剧性的转变发生了：在周桑这些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眼中，那位如同枯木般的瘦削老者，竟如同年轻人般敏捷地起身，抱起了硬木盒子。他坚定地对赵雄说道：“我今天就要搬回来住。”
难题得以破解，疑虑烟消云散，自那日始，钱教授再次荣膺这座宅院的当仁不让之主。钱教授曾以为自己的珍贵财物已永逝，却不曾想，失而复得，竟如同失而复得的宝玉。至于周桑与吴任，更令人咋舌的是，一个月前那位瘦弱孤寂、孤立无援的老人，在找回财物之后，竟一跃成为了一位动作敏捷、眼中流露出贪婪之光的狼。
王婆
“请大家放心，这件事是我请求各位帮忙的。我们帮了钱教授如此大的忙，他必定会予以回报。”吴任缓缓抬起头，缓缓说道：“我看事情未必会如你们所想。”周桑点头表示赞同，继续说道：“起初我们帮助钱教授，并无图回报的念头，只是觉得钱教授颇为可怜，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咱们也图个心安理得。”
李华龙闻言，心头顿时涌起焦虑，急忙反驳道：“这绝对不行，我的资金本来就是借来的。”在众人之中，周桑与吴任的家境颇为富裕。而赵雄则因家庭突变，收入断绝。尽管李华龙有份工作，却频繁请假就医，每月的收入甚至不及三十元，生活确实十分艰辛。令人称奇的是，除了周桑与钱教授之间并无任何瓜葛，其余三人要么是钱教授的远亲，要么与他有着深厚的旧交。
周桑目击此情此景，立刻站起身来，对着那三位说道：“此事，我决定不再介入。我与钱教授之间并无任何纠葛，完全是看在你们的份上才出手相助。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好好享用一顿午餐。”话音刚落，门扉猛地被推开，钱教授已返回。此刻，只见三人相继步入屋内：钱教授、一位看上去比他年长，身着简朴，带有浓厚乡村气息的老妇人，以及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钱教授，我们已等候您整整一个上午，正准备外出用午餐。”
钱教授听罢，随即从中山装的口袋中掏出钱包，抽出两张纸币递向李华龙：“抱歉，晚归了，我打算买些包子。”李华龙还未完全明白，老保姆王妈紧接着开口：“无需两元，我们并不食用，一块钱即可。”言罢，她便从李华龙手中接过那枚硬币。目睹此景，吴任紧接着说道：“你们好好休息，我们即刻告辞。”随后，周桑、吴任、赵雄等四人自小洋楼走出，径直前往马凯餐厅。
在享用美食的时光里，话题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王婆与周桑等人将她比作《水浒传》中恶名昭彰的王婆之上。借助赵雄的回忆，众人逐渐勾勒出王婆的轮廓。王婆的家乡位于河北省三合县，这是北京人所共知的事实。三合县地处北京近郊，而通州则是其门户之地。自清朝以来，这里便成为了北京富裕家庭佣人的摇篮。王婆在十几岁那年便踏入钱教授的府邸，担任家仆。那时，钱教授的父亲刚带着全家从福建迁至北京，因此王婆在钱家的服务时间已超过半个世纪。解放后，在进行户口登记时，王婆及其丈夫一家都登记在钱教授的名下。去年那个红色的八月，学院的红卫兵抄查钱教授的宅邸时，发现王婆在故乡三合县属于地主成分，于是将她全家驱逐回乡，并将户口重新迁回三合县。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记得我父亲曾不止一次与我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
赵雄的父亲，在生前曾执掌钱教授学院的党委大权，而钱教授在学院内的学术领域内享有极高的声望。尽管如此，钱教授却终身未娶。身为学院的党委书记，赵雄的父亲不止一次地试图为钱教授牵线搭桥，促成其婚事，但钱教授却总是以种种借口巧妙地回避。
“这些事情，我们无权置喙，我真正关心的是李华龙能否追回那笔款项。”赵雄的态度与日前相较，有了显著的转变，他摇了摇头，语调中流露出一抹无奈：“这位老妇人并非易于激怒之人，她似乎能够操纵钱教授的每一个举动。”他的话未完便又打住，不停地摇着头。赵雄曾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知识与经验上，无疑超过了那些尚未满二十岁的周桑等人。尽管周桑他们似乎对此并不在意，李华龙却对这种现状感到难以接受。
五月，春意盎然，正是花开时节。赵雄忽然提议，咱们去长城游玩一番。众人欢欣鼓舞，已在这半年里忙碌奔波，确实该放松一下心情。赵雄自告奋勇，要去向钱教授借他那台心仪的相机，好好玩上几回。“就这一碗，足够了吗？”周桑心想，即便有一锅粥，我们也不打算喝这清淡之物。这时，李华龙从屋内走出，他当时还暂住在钱教授家。一方面，钱教授对当时的局势仍感忧虑，另一方面，李华龙仍不死心，想要追回自己投入的资金。赵雄一见李华龙，立刻邀请他：“后天咱们一起去长城玩。”又转向钱教授：“借用您的相机，就由李华龙来携带吧。”钱教授尚未回应，王婆却插话道：“不成，那么贵重的物品，万一弄坏了怎么办？”话音刚落，周桑和吴任便转身欲离去。
危险的路
春游的筹划因王婆的一句重言而戛然而止，尽管周桑、吴任等人心头略有微词，但对此事他们并未过分萦怀。起初，他们协助时的本意便无任何回报之想；再者，他们的经济条件尚可，且已辍学，闲暇之余，总想寻觅些事务以打发时光。然而，自那以后，他们鲜少再踏足钱教授府上，因为生活变得格外繁忙。他们几乎每日都有事务在身，或是协助化工部与平里地区化解纷争，或是投身于西单或景山一带的武斗事件之中。时光如梭，转眼间，初夏的脚步已然临近。
在晨曦微露之际，李华龙对周桑进行了拜访，一开口便提及：“我屡次登门拜访，钱教授竟然主动提出邀请我们共赴晚宴。真令人费解，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怎会变得如此慷慨？”接着，吴任、赵雄、周桑与李华龙在景山的小亭子再度欢聚一堂。李华龙不慌不忙地叙述道：“自那以来，我寄居在钱教授家中，不仅未能追回我的财物，还被王婆索要水电费。我多次萌生归家之意，但钱教授总是将我留下。钱教授固然担忧红卫兵的骚扰，却无法说服王婆。此外，我还发现钱教授在前往学院时，有时还需向王婆借款以乘坐公交车。”
“这事儿我知道，昨天街道居委会去钱教授家查户口了。王婆和孙子没有户口，也没有报临时户口，被带到了派出所，并限期要求他们回三合县农村。现在快到红八月，社会上都在传说8月18日红卫兵要纪念成立一周年，可能会进行暴力行动。老先生这才意识到，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他害怕了，多次向我道歉，甚至抽自己的嘴巴，说对不起那些年轻人，请客赔罪。吴任冷笑一声回应道：‘现在才害怕，想起我们了，不就是想让我们去保护你吗？’周桑则直接回答：‘没空，不去。’”尽管如此，周桑在交谈之际，目光却悄悄地投向了李华龙。李华龙的目光始终紧锁在赵雄身上，两人视线交汇，彼此点头示意，这一幕清晰地映入周桑的眼帘。随后，吴任剑侧目瞥了周桑一眼，周桑虽未与之目光相接，却已心领神会了他的意图。
其中蕴含着众多传奇，赵雄与李华龙的今日造访，显然是蓄谋已久。在过去的数月间，尽管周桑与吴任未曾亲自踏入钱教授府邸，但对赵雄与李华龙频繁拜访钱教授家的行为，他们已是了如指掌。二人行动频繁，其核心目的，无非是为赵雄的父母洗清冤屈。然而，这已非单纯的以暴制暴之举。若赵雄意图借助暴力进行报复，便不可避免地需要周桑与吴任的支持。周桑与吴任推测，他们或许已经走上了更为危险、更为极端的道路。
打破沉默
漫步至故宫旁的筒子河北岸，景山公园、周桑与吴任不约而同地驻足。那是个68年北京暮色渐浓的时刻，这里几乎无人迹可寻。他们抛下自行车，周桑捡起几颗小石子，试图投掷入河，却因运气欠佳或石子不够精准，未能引起任何波澜。他拍打着手掌，对着凝望河面晚霞的吴任大声问道：“他们俩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吴任回答：“也许我们的拒绝刚好迎合了他们的期待。”周桑紧接着说：“我看他们，似乎并不觉得惊讶，也没有再向我们求助。”吴任紧接着追问：“这几个月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你不比我更了解吗？”周桑默默点头，内心不仅明了，而且对此事深感忧虑。
“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明天我们必须去一趟钱教授家。”
次日清晨，两位宾客降临钱教授府邸，李华龙则投身于公务。王婆亲自迎门，一见来者，便露出满脸的喜悦，连声呼喊：“哎呀，你们怎么这么久不来，真是让我牵挂得紧。”她的神情，让人观之不禁觉得几分不适。钱教授的热情更是显而易见，他立刻命王婆购置食材，预备一顿丰盛的宴席。王婆走后，钱教授便紧紧握住吴任的手，一边从怀中掏出20元钱递给他，一边说道：“衷心感谢你们，本想款待你们用餐，无奈王妈不允。”真相大白，原来街道上确实有人前来核查户籍，但并未要求王婆回乡。钱教授在听闻流言蜚语后，亦感忧虑，他衷心希望我们能常来家中做客。吴任并未推辞，收下了那20元钱。王婆归来，仅买了些包子。周桑瞥了吴任一眼，两人便起身告辞。吴任出门时，说道：“我们先稍等片刻，看看赵雄他们要演的戏再说。”言罢，他转身离开，边走边说：“先去吃饭吧，不是还有20块钱吗。”
不出吴任所料，两天后的清晨，李华龙主动约请周桑至景山亭阁一晤。周桑直截了当地追问李华龙此行的目的。这一次，李华龙的言辞格外清晰，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寻求协助的意愿，目的在于制造钱教授遭受红卫兵抄家的假象，借此机会索回那200元。话音刚落，周桑便从吴任冷峻的笑意中窥见了他似乎已洞悉了一切。短暂的沉默过后，吴任打破了僵局，询问赵雄对此事的态度。李华龙信心满满地回答，这个计划虽由赵雄提出，但他不敢直接告知众人。
周桑虽未开口，心绪却如闪电般迅速流转。在这种局面下，即便策划他人出手，主要责任也难以从他身上逃脱。至于为了李华龙的区区200元，这显然是一场收益微薄而风险极高的交易。吴任此刻沉默不语，随意摆弄着树叶，仿佛眼前的一切与他全无瓜葛。然而，周桑深知，吴任的每一刻都在暗中筹谋。李华龙自然无法洞察周桑与吴任沉默中的深意，他依旧滔滔不绝，反复指责王婆、钱教授的诸多过失，并要求他们受到应有的惩处。
“你先留在这里。”吴任转身，对李华龙回应道：“两天后，我们还是在这里会合，别忘了通知赵雄。”离开景山门后，吴任与周桑骑上自行车，骑行过程中，吴任对周桑说：“这事儿愈发有趣了，明天来我家，咱们好好商议一下。”
阴谋
“此事由我们共同操持，但必须由我们二人牢牢掌控。”周桑深知吴任的性情，对他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相反，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带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刺激感。这半年来，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现实，让他们深刻领悟到了“为富不仁”的真谛。李华龙的提议，实际上是一根导火索，必将成为引爆他们心中长期积压不满的导火线。
吴任敏锐地察觉到周桑的心绪，随即开口道：
“那些钱教授之辈，罪有应得，我们不过是帮他回想起那段动荡的红色八月。我对此类人物毫无怜悯，真正关键的是赵雄和李华龙，他们究竟有何图谋？若我们置身事外，他们仍会寻找其他目标，终将波及到我们。不如我们主动出击，掌握李华龙等人的动向，这样反而能更稳妥地掌控全局。周桑完全赞同我的看法，也明白我心中的更大抱负——那就是追求最大的利益。尽管我家境优渥，但过去一年多的种种耗费，早已超出了家中的经济能力。”
尽管他们依旧身披学子的外衣，生活却早已脱离了学术的轨道，交友、宴请等开销让原本对金钱尚显懵懂的学子们，对金钱的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在这间不过二十平方米的吴任寓所里，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一个详尽、周密且略带阴险的计划，正由这两位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精心策划，逐渐轮廓分明。
在景山公园的一座亭阁里，周桑、吴任和李华龙三人聚首。周桑见李华龙独自到来，便询问：
“赵雄怎么没来？”李华龙狡黠地眨了眨眼，回应道：“我思量了一下，还是不告诉他。”周桑在长期的争斗中养成了习惯，总是选择站在顺光的位置，而逆光中的李华龙不易被察觉。吴任向周桑示意了一下，然后对李华龙说：“行，少一个人，少一张嘴。”李华龙未加解释，紧接着追问：“你们决定了没？是行动还是放弃？”吴任坚定地回答：“行动。”李华龙听后，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提议：“那太好了，我们叫上几个帮手，去他家好好闹一闹。那两台相机至少值几千块。”吴任冷嘲热讽道：“就你这点志向，要是真干就大干一场。”他接着说：“条件是你得听我们的话，这次合作不是第一次了。”李华龙立刻答应：“没问题。”
吴任的分析与赵雄的顾虑不谋而合，赵雄并非抗拒离职，实则忧虑周桑等人可能另起炉灶。吴任向李传达指令：
“从今日起，我们每两天在此碰面，直至8月18日行动启动。今天是7月20日，仅剩一个月，我们必须加快筹备各项事宜。告知赵雄，他无需参加我们的会议，应尽量抽时间拜访教授，以减轻他的焦虑。同时，你需查明王婆何时回乡，并设法让她尽快离去。首要任务是，在这期间，你必须弄清楚那个硬木盒子以及里面的存款单是否安全。你听清楚了吗？现在散会，两天后我们再聚。”
进行中的计划
在不经意间，8月2日的钟声已经悠扬响起，而我们预定的8月18日行动的步伐，愈发临近，声音越发响亮。在这段日子里，多亏了李华龙的“友情提点”，王婆已被驱赶回她的故里。院革委会的空白介绍信，赵雄设法弄到了几份，随后转交给了吴任。就在这一天，吴任找到了周桑，严肃地表示：“时间紧迫，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周桑答道：“放心，今晚就能搞定。”夏日的北京，傍晚的天空迟迟不肯完全暗淡，晚餐过后，故宫筒子河畔，七八位骑行者沿着几乎无人问津的河岸，悠然自得地缓缓骑行。
这群人刚从新侨餐厅享用完盛宴归来，周桑仿佛不经意地提议道：
“这天气真是宜人，不如我们去河边散散步吧。”众人欣然响应，然而每个人内心都明白，这不过是找个契机，意图挑起事端，寻一场架子的幌子。行至西华门附近，恰巧遇到几位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周桑和他的同伙立刻驻足，摆出了斗殴的姿态。周桑瞥了一眼对方，只见对方不过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少年，于是他挥手示意：“让他们离开。”那几位年轻人立刻骑车逃离，旁人或许不明就里，但周桑心中却是洞若观火，目标所在。
瞬间，河畔的树影深处，一对男女突然跃出，推着自行车欲匆匆离去。显然，他们是偶然间遭遇了一对沉浸在爱河中的青年。周桑目光锐利地一瞥，发现推车的男子身高约1米80，身材高挑而苗条，正是他期待已久的理想对手。众人立刻奋勇上前，齐声高喊：“无赖！”女子顿时惊慌失措，连声辩解：“我们绝不是流氓。”男子立刻出示工作证，但周桑却迅速将其夺过。其他人纷纷动手，然而周桑却大声呼喊：“停手，停手，让他们离开吧。”他对众人说：“真倒霉，一整晚都没遇到能挑战的对手，没意思，咱们回家吧。”众人散去，各自归家，并约定下次再聚首。
“大明眼镜公司特此证明，我院某系学生某人，为参演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需定制一副黑框平光眼镜。革命敬礼！”在那个时代，人们难以想象，仅仅为了配一副平光眼镜竟需出示介绍信。然而，这发生在1967年文革期间，当时平光眼镜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仅需要单位出具的介绍信，还需对口单位的证明。幸亏赵雄所在的学院是艺术学院，这才有了这样的便利条件。
翌日，周桑与吴任骑自行车抵达崇文门的大明眼镜店，凭借学校的推荐信，吴任顺利购买了一副黑框平光眼镜。离开店铺后，吴任立刻戴上眼镜，周桑好奇地询问：“你这么快就戴上眼镜做什么？”吴任回答：“我在适应它。”周桑点头赞同：“是啊，一个以前从未佩戴过眼镜的人确实需要适应，你考虑得很周到。”不久，他们抵达了景山亭，李华龙几乎未认出戴着眼镜的吴任。接着，他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王婆离开后，我在钱教授外出时检查了钢琴中的硬木盒子，发现它不见了，已经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周桑和吴任惊讶不已，李华龙继续说：“不过，我已经找到了它的下落。”原来，王婆离开后，钱教授立刻从钢琴中取出他的珍贵物品，反复思考放置地点，最终决定将其藏于自己卧室的衣柜中，但仍然感到不安全，最终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钱教授新近购得一款别具一格的弹子锁与镣扣，特请李华龙帮忙将其装设在衣柜门上。李华龙自豪地当众宣布，在大家的见证下，他已将硬木盒子、户口簿以及工作证一一妥善安置于其中。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言不虚。
吴任紧锁双眉，陷入沉思状。几分钟后，他转向李华龙询问：“你还记得锁具的具体型号以及钥匙存放的地点吗？”李华龙回答：“共有四把钥匙，钱教授将它们连同门钥匙一同保管。至于锁的型号，我仍记忆清晰。”吴任颔首表示理解：“明白了，我这就去购买一把同型号的锁。”随后，他们三人从景山东门出发，步行至鼓楼百货商店，挑选了一款与原锁型号和尺寸完全一致的锁具。再之后，他们又在鼓楼后的一家小店铺额外制作了一把钥匙。最后，他们来到钱教授的住所，恰好钱教授不在，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李华龙跨出房门，恰遇钱教授归家，他立刻将此事告知众人。吴任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对李华龙指示：“见到钱教授归来，即刻通知他。”周桑尚未接到具体任务，却已迅速搜集起锤子、钳子等工具。他左手紧握钳子，钳住柜门上的锁头，右手挥舞锤子，一击又一击，轻松将锁打开。吴任随即从坚固的木盒中取出物品，打开盒子，从中挑选出几本存款单，并迅速记下银行地址等关键信息。他环顾四周，发现户口簿、工作证以及两台相机都隐蔽于被褥之中，于是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回原处，并换上了一把与新锁完全相同的锁，以确保柜门严丝合缝。随后，他召回李华龙，并将四把新钥匙交到他手中。吴任叮嘱道：“这四把钥匙，待钱教授回家后，你立刻向他说明大门锁出了故障，请求借用他的钥匙链，以便用这四把新钥匙替换旧钥匙。”
晚霞映照，钱教授步入了家门。尚未踏入大厅，吴任便热情洋溢地迎了上来，二人便开始了交谈。与此同时，李华龙正有条不紊地执行着他的计划。钱教授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将钥匙链交给了李华龙，并说道：“嗯，这几日的钥匙确实显得有些不顺手。”周桑接过话头，提议道：“跟我来，我帮你检查一番。”他悄无声息地更换了四把钥匙，阴谋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随着8月18日这一预定日期的临近，吴任便与周桑相约，一同来到了钱教授的府邸。但两人并未直接步入府内。吴任环顾四周，手表的指针恰好指向了10点整。他转过头，对周桑说：“好了，咱们得立刻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话音刚落，两人便骑上自行车，在胡同里疾驰，直至抵达鼓楼大街东侧的中国银行门前，这才猛地刹车停下。吴任再次查看手表，已是10点5分。他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呼吸，然后缓缓走下车来。
周桑紧随其后，步出车厢，与吴任并肩踏入附近的一条狭窄胡同，细致观察着胡同的风貌。吴任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定期存款银行的具体地址，说道：“这是距离钱教授住所最近的银行，再往北则是交道口银行。我们在此稍作停留，大约十分钟后便启程。”他抬腕看了看时间，指针指向了10：15分。随后，两人迅速赶往交道口银行，用时不到五分钟。下车后，他们审视了胡同的情况，却遗憾地发现附近并无适合通行的胡同。10：30分，两人迅速跨上自行车，继续疾驰至北新侨路南边的银行门口，用时同样不到五分钟。在查看了胡同状况后，他们又抵达了吴任的家中。
周桑心知吴任己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手段去提取钱教授的定期存款。两人额头挂满汗珠，瞬间饮尽桌上两杯水。周桑忍不住问道：“这回取款能如愿以偿吗？”吴任未直接给出答案，只是缓缓说道：“若冒险得手，我们每人至少能分到一万。你不妨想想，在1967年，一万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二十年的薪酬。你或许也记得，到了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万元户才开始渐渐增多。”
吴任手持画笔，在纸上勾勒着地形图，同时轻声说道：“关于提取定期存款的事，你大可不必担忧，我已了如指掌，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周桑对此深感安心，毕竟他对吴任的细致入微印象深刻。吴任将图指向周桑，解释道：“我们计划在十点钟抵达钱教授的住所。你需立即骑自行车前往鼓楼，在第一家银行门口等待我。我会在此等候，你不必下车，只需一手扶着我的车，留意银行内部情况。若一切顺利，我会从容不迫地走出银行，与你一同骑上自行车，拐进胡同，迅速离开。若遇不测，我将夺门而出，奔向胡同。届时，你需骑一辆自行车，带着另一辆，追上我，我们再一起朝交道口方向奔跑。”
“北医三院革委会/我学院前国家一级教授钱某某，现因心脏病需入院接受手术。鉴于其历史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恳请医院秉持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依其原有待遇进行收治，所有住院及医疗费用暂由其本人承担。此致……”等等。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挑选合适的人选。”周桑不假思索地回应：“这有何难？人选多的是，我计划在8月18日一同行动，十个 suffice 了。”然而，令周桑意想不到的是，吴任却摇头道：“不行，你不能选择身边的人，而应挑选那些你能够操控但又不甚了解的人，且他们不能是你的校友。”至此，周桑方才真正领会到吴任的整个计谋，原来这是一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策。
这项任务无疑充满了挑战，周桑心中自有一本账，深知自己必须巧妙地展现出钱教授的“底牌”——那就是财富，以此吸引那些人主动找上门来，打着抄家“掠夺”的旗号。然而，这只是整个计划的序幕，真正的关键在于悄无声息地窃取定期存款。即便那些肆无忌惮的抢劫者在未来遇到麻烦，他们也难以揭穿背后暗中进行的布局。这乃是一项既精确又完美的计划，尽管困难重重，但也势在必行。周桑开始向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们传递这一消息，不出两天，已经有数十人踊跃报名，希望成为“志愿者”。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从五所不同中学中精挑细选，最终确定了十二名成员。8月15日下午，他们在景山公园的亭阁约定了会合的时间。
当日，周桑与李华龙并肩踏入景山。我方行动队共有三位首领。寒暄之余，周桑向他们隆重介绍了李华龙，并严肃地交代：“若能顺利进入，便立刻将其制住。待步入大厅，遇见那位长者时，便无需拘谨。我想他必然会感到慌乱，那时便是你们行动的时机。李华龙必定会顽强抵抗，你们要狠狠地扇他耳光，务必让他出血。”那三位首领对李华龙戏谑道：“大哥，这恐怕不妥。”李华龙只是轻轻耸了耸肩，未作任何回应。
周桑续言道：“待你们完成对客厅的搜查后，即刻派遣专人严加看管那位老人，同时，将李华龙带至楼上，对他施以推搡，务必使之体会到痛苦，绝不可心慈手软。抵达楼上后，李华龙自会引领我们找到老人藏匿钱财的所在。切记，所有箱子均需逐一开启，或许其中藏有你们所感兴趣的东西。三人闻言，立刻向周桑请教：‘能否请您告知具体位置，我们先去侦察一番地形。’周桑目光锐利地回答：‘无需多言，此事绝不可行。这几日，任何人不得接近那个地方，务必避免引起任何注意。’8月18日，那天上午9点30分，我们将在东四十字路口汇合。其他事项，你们无需过问。”三人齐声答道：“好的，我们遵命。”周桑转向李华龙：“你立刻回去，我和他们再商讨一番。明日，我会去找你。”
周桑目送李华龙一瘸一拐地渐行渐远，转身对那三人说道：“待他走后，我便邀请你们一同共进晚餐。”然而，周桑心中却暗自思量，务必防止被人追踪至李华龙的藏身之地。在酒席上，周桑再次对他们进行了详尽的叮嘱，并阐明了自身无法露面的原因。他特别强调了在老者面前给予李华龙一次重创的重要性。
最难以应对、处理的问题，莫过于如何“瓜分战利品”。周桑凭借手中掌握的“情报”和“内应”的便利，再加上当时在社交圈中的“知名度”，与对方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协议。按照协议内容，若所得现金总额不超过3000元，则全部归对方所有；一旦超过3000元，超出部分则双方平分。至于那两台相机以及硬木盒中的珠宝，则归周桑独享，其余所有财物则归对方所有。双方约定于8月18日中午12点在新侨餐厅举办庆功宴，并在那里完成这笔交易。
拂晓之际，吴任与周桑重返钱教授的居所。今日恰逢星期四，8月17日。他们心知，每周的这个日子，钱教授都会赴学院深造，而这正是8.18行动前的最后关头。赵雄、李华龙亦随行至此。吴任从口袋中掏出一把钥匙，四人并肩而行，登至二楼的主卧室，轻轻推开柜门。他们谨慎地打开一个坚实的木盒，从中逐一取出五张存款单，仔细地摊开检查，随后将其搁置一旁。随后，他们查看了钱教授的工作证和户口簿，将这些文件与存折并排放置。盒中尚有一叠厚重的十元纸币，吴任将其取出，清点后估算约有四千元之数。盒底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珠宝首饰，吴任亦对其进行了点数。随后，他将珠宝首饰放回原处，并将四千元人民币按原样放回。最后，吴任对李华龙郑重其事地说道：“你必须注意，这份户口簿、工作证和存折是我必须的，务必不能出差错，成败在此一举！”
经过多次叮嘱，吴任谨慎地将这三件宝物放回原处。他轻轻抚摸着那两台相机，将沉重的木盒放回原架，并严实地锁上了柜门。面对李华龙和赵雄的疑问，吴任只是淡淡地回应：“咱们走吧。”四人随后一同下楼，重返客厅。吴任兴致勃勃地提议：“好久没享受咖啡的美味了，不如再来一杯？”李华龙立刻动手，开始准备煮咖啡。
在咖啡小憩之际，吴任拿出钥匙，递给了李华龙，然后认真地对大家说：“今天一定要确保所有物品不离开这里。如果老先生下午回家后打开柜子，发现东西不见了，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白费。”咖啡一一奉上，每人一杯，吴任轻呷一口，不禁感叹：“看来今后我们很难再有这样的悠闲咖啡时光了。”接着，他严肃地质问李华龙：“这段时间，你是否已经摸清了老先生的生活规律？”李华龙肯定地点头。吴任继续说：“既然如此，你必须明白，老先生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8点钟外出吃饭、散步、购物，9点钟回家。明天他一出门，你就立刻打开柜子，拿出三样东西，妥善包好后再次锁上。我会在8点30分到门口，届时你在门后等我，交接物品。别忘了，把钥匙也一并交还，不要留下任何痕迹，以免万一报警后，你可能会被警方首先怀疑。”
李华龙专注倾听时，赵雄抛出了一个问题，令人意外。他问：“倘若明天清晨老人不出门，我们该怎么办？”这一疑问令吴任颇感意外，却又不得不面对这种可能性。周桑深思片刻，对赵雄提出：“这里设有公用电话吗？”赵雄回答：“确实有，我们学院事务都是通过这公用电话与钱教授联系的。”周桑接道：“那我们就这么办。明天早上8点30分，若吴任到来老人尚在家中，他可前往邻近胡同的公用电话亭，假扮成学院革委会打来电话，请老人接听。”吴任听后鼓掌叫好，兴奋地说：“这是个妙计，问题全解决了。”
“放心，我记下了。”周桑紧随其后警告：“这些人，你都该知道，都是我的人，你要小心行事。今晚好好休息，明日再全力以赴。”
事成
“今天早上一切正常，李华龙在8:30分在门口等我，把所需物品交给了我，胡同里没有人看到。你在这里等着，我们10点后在鼓楼银行门前会合。”说完，吴任骑车离去。周桑看了看手表，已是9点20分。
此刻，一支身着戎装的骑行队伍自西向东迅猛驰来，仿佛一道闪电，直冲向周桑，他们高声呼喊：“出发！”周桑心想，尽管时间尚早，但也不能拖延，于是应声随众前行。众人直接前往美术馆的小花园，停放自行车。周桑再次将路线的每一个细节详尽地复述了一遍。指针指向9点50分，周桑挥动手臂，高声宣告：“出发！”在他的引领下，十几辆自行车向北方疾驰，穿梭在狭窄的胡同之间，最终抵达钱教授所居的胡同。大约十点钟左右，钱教授的洋楼便映入眼帘。周桑猛力踏了几下脚踏板，到达大门口，紧接着迅速刹车停下，右脚稳稳撑地，左手指向大门，快速环顾四周，随后加速离去。
穿梭于蜿蜒的骑行道，我骤然刹车，猛然扭转车头，在狭窄巷口停驻了约十几秒，方才缓缓驶出。目的地是钱教授的居所，眼前却只见他家门前堆叠着十几辆自行车，大门紧闭。周桑心知抢劫行动已悄然启动，立刻用力踏动自行车的踏板，一路风驰电掣般驶向鼓楼大街。在银行门口的人行道上，一位身着蓝色工作服、头戴黑边眼镜的文静青年正手扶自行车立于树荫之下，那是吴任。周桑向他投去一瞥，吴任并未多言，仅提着黑色手提包，神色冷静地走向银行，推门而入。我一只脚撑地，骑坐在自己的自行车上，一手紧握吴任自行车的车把，同时用右脚踏下，卸下吴任自行车的支架，然后双脚稳稳地踏在踏板上，左手继续紧握自己的车把，右手则紧紧握住吴任的车把，目光紧紧锁定银行的大门，随时准备伺机逃离。
滴答的秒针声在周桑耳畔响起，对他来说，每一秒的流逝都如同漫长的时辰。八月的京城，酷热难当，周桑身着黄色的衣衫，汗水沿着军帽的边缘缓缓流淌，然而此刻他并未察觉到炎热的侵袭与汗水的流淌，除了银行的大门之外，周桑似乎感觉四周的一切，包括他体内的血液，都凝固了。在漫长的等待中，时间仿佛停滞不前，直至银行的大门缓缓敞开。吴任一手推开大门，一手提着明显装满物品的黑色提包，不急不缓地走向自行车。两人跨上自行车，缓缓驶入事先探查过的小胡同。一进入胡同，吴任迅速将黑色提包倒置，放入周桑早已敞开的灰色大提包中，瞬间，周桑手中的灰提包变得异常沉重。吴任瞥了一眼手表，说道：“现在是10点20分，快！朝交道口方向赶。”没有多余的解释，周桑也从凝固的恐惧中恢复过来，两人全力以赴，朝着交道口的方向疾驰而去。
交口银行的情形已无更多具体信息可供描述，与鼓楼的情况别无二致。在10点40分，周桑与吴任成功完成了撤离。当骑入一条狭窄的胡同时，吴任迅速将手提包中的现金倒进了一个大号的灰色背包，并告诉周桑：“这家银行里只有一万元现金，我们必须立即赶往第三家。”周桑瞥了一眼手表，答道：“现在已经是10点40分，他们已经离开了现场，我们再去可能存在风险。”吴任冷静地回道：“李华龙已经去报案，警方在查询钱教授家的情况并通知银行后，最快也需要两小时，我们还是立刻出发吧。”
周桑深知此刻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索性豁出去了，毅然决然地迈步前行。吴任踏入北新桥第三家银行的门槛，而守候在门外的周桑，心理承受力已达临界点，路人的偶然目光已令他心生恐慌。终于，吴任再次步履坚定地走出大门，二人迅速跃上自行车，疾驰而去。或许是事情过于顺利，亦或是成功的喜悦鼓舞了吴任，在东四北大街上，他竟将黑色手提包中的现金公然倒入周桑持有的灰色提包。他随手取出剩余的定期存款折，指向下一个目标，对周桑下令：“王府井！快走！”
“你说得对，我们之所以避开王府井，正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某某的母亲是那里银行的经理。”两人的意见达成一致，于是缓缓骑行至灯市口。周桑将装有四万元巨款的灰色提包交给了吴任，并约定他留在家中等待周桑取回剩余物品。
周桑在分手的阴霾中终于感受到了一丝释然，心情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当他踏入新桥饭店，恰逢人潮涌动，大厅内坐满了身着白色确凉衬衣、下穿黄军裤的顾客。他步入大厅，不时有人热情地邀请他共进餐食。周桑微笑着点头致谢，目光却在人群中穿梭。终于，在最里侧的一张桌子上，他发现了那一群熟悉的面孔。他走近，他们便热情地呼唤起来。幸运的是，餐厅内人声鼎沸，他们的欢呼声并未引起旁人的注意。周桑坐在领头人的身旁，低声询问了事情的进展。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他们进门时，那位老人已几乎瘫痪，却依然不停地呼喊：“留条命吧，留条命吧。”而李华龙的表现却异常“勇猛”，他竟然给了其中一人一个耳光，结果那人应声倒地。然而，问题随之而来，现金仅有2500元。这些人兴奋不已，甚至提议将一部分分给周桑。他礼貌地谢绝了，按照约定拿起已打包好的两台相机和硬木盒子，不顾众人的挽留，匆匆离开了餐厅。
周桑于凌晨时分抵达吴任的居所，轻轻推开房门，发现吴任正安详地躺在床榻上沉睡。他的突然到来及脚步声将吴任惊醒，他瞬间从床上坐起，急切地问道：“进展如何？”周桑举起手中的包裹，微笑回应：“任务圆满完成。”吴任立刻起身，走到窗边，小心翼翼地拉下窗帘，并迅速关上并锁紧房门，室内随即陷入一片黑暗。他打开台灯，周桑从包裹中取出两台相机，放置在桌上。随后，他打开一个精致的硬木盒子，也放在桌上。而吴任则匍匐在地，从床下掏出一个灰色的手提包，放在桌边地上。
该怎么办？
在漫长的沉默之后，周桑感到口腔干渴，腹中饥饿如同利刃般刺痛。这才惊觉，自晨光熹微至今，他未曾尝过一粒米、一滴水。在紧张的情绪笼罩下，饥渴感竟被完全忽略。他转向吴任，带着一丝渴求道：“能否赐予我一些水和食物？”吴任递过一瓶清凉的泉水与一包香甜的鸡蛋糕，两人便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原来，吴任也整日未曾进食饮水。食物入腹，周桑顿觉头脑中的血液仿佛重新焕发生机。他立刻对吴任说道：“有几件事情急需处理，首要便是如何与李华龙取得联系，我们必须弄清楚钱教授那里的情况。”
“看来今日已不宜再行行动，我们不应贸然寻找李华龙。”她提议：“明日本应前往学院，拜访赵雄，他或许能提供一些信息。”吴任认同周桑的看法，并向她表示：“目前我们暂且不考虑如何处置这些物品，暂时放在我这儿1至2天，相信不会有人察觉。待明日找到赵雄后再做定夺。”于是，他们将硬木盒、金钱和相机重新装入灰提包，将其悄悄放入吴任床下。
周桑啊，你所寻之人下手果真狠辣，拳脚之重让人咋舌。周桑与吴任急忙递上水果与糕点，口中连连致歉。
事情竟是这样的：昨日的一幕，李华龙刚一开门，便被一伙人猛然推进了大厅。钱教授顿时跪地求饶，连声呼喊：“饶命啊，饶命啊。”那伙人随即对李华龙喝令：“交出那东西！”然而，李华龙却毫无惧色，他大声反驳：“没有，什么都没有，不信你们尽管搜查！”说完，他竟毫不犹豫地向前迈出一步，紧接着，左眼便被一拳击中。随后，其他人纷纷加入混战，拳脚交加。
经过一番搏斗，他们方才意识到此行的真正意图。于是，在大厅中四处搜寻，却一无所获，只得带着钱教授和李华龙登楼而上。钱教授年事已高，见李华龙被残忍殴打至无法起身，吓得甚至尿失禁。至二楼后，钱教授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交出了钥匙，简化了整个过程。这些人随即将柜中物品搬出，又取走了几盘唱片和皮货，直至晚上11点左右方才离去。那时，李华龙已无力动弹，而钱教授则艰难地走到大门口，向居委会报了警。
经过一段时辰，派出所紧急派出数名警力赶到现场，他们对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随后留下两位警力继续值守。两个小时后，一辆吉普车缓缓驶入门外，市局的警察也加入了调查的行列。调查随即展开，钱教授和李华龙分别接受了审问，相关笔录也一一详细记录。下午四点左右，学院革委会成员也抵达现场，最终，钱教授被学院带走，安置在了单身宿舍。市局警察则将李华龙护送至北医急诊室，并对他说：“钱教授已经向我详细讲述了情况，他对你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若非你英勇出手，他今天恐怕命悬一线。待你伤愈之后，我们定会再次请你协助我们破解此案。”夜色渐浓，李华龙才独自回到了这里。
“确实，正是这样的努力才换来了如今的成果。”嗯，看来目前局面已经稳定。那么，关于如何明天妥善保管物品，我们有什么计划呢？
分赃
“看来我们需要留下几块，我估计李华龙很快就会来索要钱财。但在确保安全之前，我们绝不能将全部款项一次性交给他。”
周桑心知李华龙正站在风口浪尖之上，若他此刻突然暴富，整个计划恐怕便会暴露无遗。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将五块“砖”存放在吴任那里，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35块“砖”被装入灰提包后竟变得异常沉重，几乎难以携带。就这样，硬木盒、一台120相机以及那五块“砖”，一同留在了吴任的小屋里。而另一台135相机和剩余的全部“砖”，则被周桑带回了家中。趁着父母不在家，他在贮藏室中挖出了一个洞穴，开始秘密地囤积“粮食”。
数日后，李华龙的伤已全愈，他果然如预期般迅速出现在了周桑和吴任的面前。两人依旧在景山亭子的幽深角落相会。李华龙一见面便急切地告知：“最近，市局的警察频繁地来询问情况，而且从下周开始，他们还将带我前往北京的各所中学进行辨认。”听罢此言，周桑与吴任均感惊讶，未曾想到事情竟会发展到这一步。稍作沉吟，吴任说道：“那些警察其实并不难应对，你只需在遇到他们时坚称不认识即可。真正棘手的是我们二人，如果你否认认识，显然是在说谎；而如果你承认认识，恐怕会自投罗网，将嫌疑引向真正的目标。”
周桑沉思片刻，然后向他们提议：“不如我们这样安排，我去北京以外的地方和吴任一同游玩，放松个把月后再返回。”李华龙并未提及金钱问题，显然他也深知危险并未完全消除。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在军管会的安排下，中学纷纷复课，旨在开展革命活动。然而，在这场运动中，学生们分化成多个派别，尽管名义上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上却大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吴任也表示同意，恰好他手头有两台性能卓越的相机，于是两人决定说走就走。当晚，他们便登上了开往广西南宁的火车。经过36个小时的漫长旅程，周桑和吴任抵达了南宁，随后转乘客船前往桂平县。沿途风光旖旎，他们迫不及待地用新相机记录下美景。白天航行，夜晚停靠，他们便乘坐救生船前往附近的渔村，品尝当地闻名的桂鱼。一周后，当船只再次返回南宁时，他们的半个月悠闲时光也即将告一段落。
紧张的氛围再度笼罩四周，次日，李华龙、赵雄以及他们的众多好友再度汇聚于景山亭子的幽静之处。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周桑他们虽得以暂时放松，但李华龙却陷入了繁忙的漩涡。自案发以来，他日以继夜地与市局的便衣警察并肩作战，在指定的学校传达室中不遗余力地搜寻着嫌疑人的踪迹。周桑、吴任就读的学校也在排查之列。李华龙心中充满了疑惑，他竟未曾一瞥那个曾造访钱教授家的神秘人物。周桑深知，这些被选中的学校并非那些人的惯常驻足之地。排查工作陷入了僵局，随着国庆节的临近，此案似乎已经没有了继续深究的必要。赵雄从学院获取的信息也大抵如此，学院中多数人对钱教授并无太多同情，而钱教授也已返回家中，李华龙也借此机会离开了那位老人的住所。
尘埃似乎已悄然落下，标志着大功告成。夜幕降临，一场庆功宴为吴任与周桑接风洗尘，现场气氛轻松而欢快。然而，在这愉悦的氛围中，一个敏感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被提及——“分赃”。吴任明确指出，危险尚未完全消弭，此刻不宜分配钱财。一旦每人各得一万，经济上的变动必将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赵雄和周桑完全赞同吴任的观点，但李华龙却固执己见，坚持要立刻领取自己的那份。毕竟，在1967年，一万元并非小数目。在众人的劝解下，李华龙最终同意先领取一千元。
新岁，请避危。
时光荏苒，新年钟声再度响起，1968年的大门缓缓敞开。周桑的生活依旧充实而忙碌，在冬日里，他或是在什刹海与北海的冰场上滑冰嬉戏，或是投身于与朋友的群架之中，今日助力友人，明日又有好友相帮。即便他既无工作，也不在学校学习，但他的日常却比许多上班族还要繁忙。赵雄与李华龙依然在为赵雄父母的冤案不懈努力。李华龙结识了一位女友，她的父母曾是某学院的知名教授，在那个时代被视作“大右派”。聚会地点也随之迁移至女友家中。按照那时的说法，这里成为了社会上少数所谓的“阶级敌人”暗中聚集、煽风点火之所。而就在这里，一场不同寻常的阴谋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
1968年的春日，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学校也顺应时势重新开学，然而却迅速卷入了革命的浪潮之中。周桑与吴任虽然回到了校园，却常常是半日投入学习，半日无所事事。在这段时间里，社会风云变幻，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连发生，其中LK被捕的事件尤为引人瞩目，中学文革报的多数成员命悬一线。赵雄与李华龙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他们多次寻求周桑与吴任的援助，但二人却因琐事缠身，难以分身，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帮助。
有必要稍加阐述，在先前的章节中，周桑与四中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以及那部《出身论》的作者，之间曾有过一定的纠葛——周桑曾将李华龙推荐给他们，旨在协助揭露赵雄父母的冤情。然而，如今LK因涉嫌反革命罪而被捕，中学文革报亦被认定为反革命报纸，赵雄与李华龙自然焦虑万分。
三月的一个午后，赵雄与李华龙如约在景山的老地方与周桑和吴任重逢。李华龙不等寒暄，便直接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将分给他们的款项全数转交。吴任瞥了周桑一眼，原来周桑在出发前已将所掌握的情况透露给了他。见状，吴任便对李华龙说：“对此并无异议，这笔款项本就应属你们，理应交付。不过，我需要一周的时间。”他解释说，这笔钱目前暂时存放于某处，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取出。
在这样的氛围与个人境遇下，李华龙与他的女友已下定决心，企图从黑龙江边境非法偷渡至苏联。他们手中的，是赵雄父母冤案的第一手证据。为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之务便是筹集资金，这也是李华龙提出最后通牒索要钱财的真实意图。
细加剖析，自8月18日那场针对老教授住所的洗劫圆满完成，李华龙分得赃款后，便急匆匆地投奔了女友的住所。在此期间，周桑虽曾被邀请多次前往，但她对那儿的氛围并不感冒。周桑的居所坐落于后海畔的一座两层小洋楼之中，她所居住的二楼空间宽敞得近乎异常，几乎每日都有宾客络绎不绝地来访。屋内烟雾弥漫，令人难以忍受。那些宾客，若用当时的流行语来形容，堪称是一群“牛鬼蛇神”。他们的兴趣所在，要么是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要么是探讨如何偷渡至香港、缅甸或苏联。这些人及其言谈内容均极具敏感性，因此，不论外界天气如何，窗帘总是紧紧关闭。
在这般氛围及个人遭遇下，李华龙与其女友已铁了心，企图通过非法手段自黑龙江边境潜入苏联。支撑他们的，正是李华龙手中握有的赵雄父母冤案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当务之急便是筹集所需资金，这正是李华龙发出最后通牒，索要钱财的真实目的。
周桑与吴任目前所遭遇的局势变得异常严峻。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对于对老教授一家的打砸抢行径或许尚能稍作谅解，但若不幸卷入李华龙的阴谋之中，那将不可避免地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幸亏的是，在李华龙的阴谋尚处于策划阶段时，周桑与吴任对此事仍一无所知。
经过慎重考量，周桑与吴任下定决心，必须与赵雄单独见面，务必让其深刻领悟此举的严重性。他们期盼赵雄能够阻止李华龙的狂妄之举，哪怕是促使其撤回决策也罢。
次日，众人抵达赵雄宅邸，却未料到赵雄对李华龙的计划持强烈反对立场。尽管双方已多次交流，李华龙却似箭在弦上，难以回头。面对这一困境，若拒绝资助李华龙，恐将引发其反目；若继续资助，一旦事发，恐成同谋。自8.18事件以来，这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惊恐时刻。吴任沉默良久，最终开口道：“尽管赵雄坚决反对李华龙的背叛行为，我们还是得给他一点钱。此事就此掩埋，对外绝口不提，但愿李华龙能顺利达成目的，我们只能寄望于天意。”
不归之路
历经一周的翘首以盼，四人如约在景山旧地重逢。周桑默默将事先挖掘的9000元现金递至李华龙手中，未发一言。李华龙接过这笔钱，小心翼翼地放入背包，步履蹒跚地离去。赵雄、周桑、吴任三人默默注视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无人开口。或许是在无声中为彼此祈愿，又或许是在默默地为对方的安危祈祷。随着李华龙的背影最终消失在视线之外，这成为了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相聚。
春意渐浓，花开之际，严冬的脚步已然远去。但自李华龙离去，周桑与吴任心中那股刺骨的恐惧如影随形，令他们终日心神不宁。事情的发展首次超越了他们的掌控，更不用说信息的获取也变得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困难。他们已将藏于厕所的财物清理一空，将照相机、硬木盒子等物逐一归置，存放在吴任的小屋中，随时准备应对可能降临的灾难。一个月的时间仿佛变得无比漫长，他们在这煎熬中艰难地度过了这段时光。
吴任对周桑郑重其事地表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李华龙已离家一月之久，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两人详尽地分析了所有情况，最后决定向赵雄寻求支持。抵达赵雄住所时，他们发现赵雄同样做好了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赵雄见到他们，露出意外的神色，询问道：“究竟发生了何事？”吴任轻松地回答：“出了些状况，否则我们也不会来找你。”随后，吴任将整个计划详尽地阐述给赵雄。随着赵雄的倾听，他的表情从阴郁转为愉悦。
坦诚于赵雄关于8月18日那起抢劫老教授事件的真相后，您自那日起便未曾现身，至今颗粒无收。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周桑与吴任之外，唯有李华龙知晓赵雄在此次阴谋中的参与。若不幸之事发生，我和您都将矢口否认您的知情，而一旦李华龙遭遇不测，他那关于8月18日抢劫案的供述，也将不再成为关键证据。
自即日起，你必须将此事深藏心底，此起抢劫案与你并无关联。按照常理，你的协助本不可或缺，但在此刻此地，提及此事，赵雄显然已不再关注。他当务之急，是明日务必前往学院保卫部门，报告李华龙已失踪，并带走了你父母遗留的冤案上诉材料。李华龙的行踪尚不明朗，但你担忧他或许会采取极端行动。如此一来，赵雄便能洗清嫌疑。毕竟，他父母的冤案已是人所共知，学院也对赵雄抱以同情。
李华龙离家已逾一月，若他不幸遭遇挫折，我们或许早已陷入困境。然而，若他能够成功，赵雄亦可能某日面临困境。此措施旨在，一旦李华龙遭遇不幸，学院将立即追查赵雄的责任，同时亦对他予以保护，以便为周桑、吴任争取必要的反应时间，避免他们束手无策。赵雄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并愉快地邀请大家共进晚餐。
危机四伏
次日，赵雄火速前往学院进行汇报。他向学院保卫部门详尽地阐述了事态，学院随即与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联系。当日下午，市公安局九处的工作人员便抵达了学院，对赵雄进行了深入访谈。根据市公安局所需了解的信息，李华龙似乎已抵达苏联。这一消息令吴任等人暂时放下心来。
周桑的内心始终难以平静，即便是在1968年那个初夏的夜晚，四周的喧嚣渐渐消散，他的内心却依旧波涛汹涌。消息如同幽灵般不断降临，今日听闻王某某被捕，明日又是李某某，秋后算账的时日仿佛就在眼前。每当这样的消息传来，周桑的心头便不由得一阵战栗。尽管北京近年来发生的打砸抢事件并非他一手策划，但他无论大小，都无法置身其外。回首往昔，周桑深感自己罪孽深重，仿佛罪行连篇累牍，难以数计。尤其是LK被捕之后，周桑更是雪上加霜，被迫应对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调查与追查。
夏日渐至，气温逐日升高，周桑焦灼不安，犹如被热油煎烤的蚂蚁，四处奔波忙碌。他今日询问一方资讯，明日又去探索未知领域。景山东门内的亭子间成了他常去的地点，与朋友们热烈讨论的主题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是选择南下还是北上？这些人物和事件，在作家北岛的笔下均有详实记录。所谓的北上，指的是逃往苏联，然而大家普遍持反对意见。而南下则指向越南或缅甸，看似是为了投身抗美援越的斗争，实则却是为了躲避国内的无产阶级专政。
最终，决议明确指出，穿越北越对于缅甸和越南来说并非遥不可及。那张历经风霜、磨损不堪的全国地图，见证了无数艰难险阻。彼时的政治环境，亦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阻挡了人们通往云南边境的脚步。那时，全国尚未启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云南亦尚未迎来首批来自北京的青年。
至1969年，有五名成员利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契机，相继逃离西双版纳抵达缅甸。其中，两人于1970年不幸牺牲。一位是缅共中央警卫连的战士，在一场反包围战中英勇奋战，不幸胸部中弹，被缅共中央追认为勇敢的国际主义战士。另一位在跨境途中意外加入了原国民党李弥部队，随后被美军飞机运往台湾，被赋予“反共义士”的头衔。唯一幸存者在1980年正式退役后回到了北京，他在缅甸期间长期担任缅共中央党校的马列主义讲师。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又有多少人知晓？又有谁能够回忆起那些远赴他乡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该来的终于来了
言归正传，周桑在焦虑与紧张的情绪中，艰难地熬过了炎热的七月。一日午后，赵雄汗流浃背地骑自行车来到周桑的住处，一进门便急切地告知：“不好了，李华龙被捕了。”二人闻言立刻转身，骑上自行车赶往吴任家。抵达吴任处后，吴任与周桑安静地聆听着赵雄的叙述。就在两天前，市公安局九处的警察直接将赵雄从家中带走，自那以后，赵雄便在市公安局开始了他的“朝九晚五”生活。
事态原本如此，自三月始，李华龙携女友一同离京，随后乘火车抵达了兴凯湖。他以料理亡父后事为名——其父系右派，曾在兴凯湖服刑期间不幸病故——逗留数日之后，便趁机潜逃至边界，并成功抵达苏联。抵达苏联后，他被苏联边防部队转交给克格勃，随后经历了三个多月的审讯与调查。李华龙手中唯一具有价值的文件，便是赵雄父母的冤屈案卷。他在上交此案卷后，“真理报”曾对此事进行了相关报道。
李华龙和他的女友，二人均出身于右派家庭，在当局眼中，他们的价值早已消失殆尽。经过苏联当局三个月的拘押，他们被分别塞入麻袋，绑得结结实实，于夜幕低垂时被遗弃在中苏边境的中国境内。这成为了克格勃针对那些对中国无任何利用价值“逃亡者”的常用手段，目的在于绕过复杂的外交流程。次日凌晨，他们被我国边防部队发现，随后被转交给当地公安机关处理。鉴于他们除了衣物之外别无长物，当地公安机关无奈之下只能将审讯笔录邮寄至北京市公安局，以进行核实。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主动与赵雄取得联系，旨在核实相关细节，并最终确认该人物确为李华龙，随即将其案件移交给北京方面处理。显而易见，周桑与吴任的策划已初显成效。市局对赵雄深信不疑，并向其出示了边防军发现麻包、拆解麻包以及人质被带离的照片。正如周桑等人所预见的，市局的调查重心聚焦于李华龙的逃亡案件，而钱教授家中的事件则未在讨论之列。
赵雄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吴任感慨地说：“嗯，看来这事儿总算是有了着落。”他转过身，对着周桑叮嘱道：“明天就是我们登台的时候了，至于我们何时能回来，恐怕连老天爷也难以预知。你不妨提前做好安排。”听到这话，周桑心中的不安渐渐消散，那些焦虑与烦恼仿佛随风而去。他回答吴任说：“这么多天下来，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明天早上九点，我会准时来找你，到时候请你别忘了带上所有必需品，还有牙膏、牙刷和衣物。”
“今夜能否安全返程？”片刻后，他们来到了东交民巷一栋色调暗淡的洋楼前，门前显眼地挂着一块牌匾，上书“北京市公安局革委会”。在即将踏入院落之际，两侧的岗哨解放军上前询问：“请留步，有何事需要？”周桑回应道：“我们前来寻找9处的刘某某同志。”他们从赵雄那里了解到，市局9处的刘某某正是负责处理李华龙案件的负责人。岗哨的军人示意他们进行登记，并将自行车停放在院内。
步入传达室，吴任神态淡定地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来意：“我们寻求与刘同志商讨有关李华龙案件的相关事宜。”工作人员逐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和就读学校，随后迅速拨通了内部电话。片刻之后，一位年约四十的便衣男子走出，礼貌地询问：“两位是否认识李华龙？有何情况需要报告？”周桑与吴任确认后回答：“是的。”男子随即再次拨打电话，并向传达室工作人员指示：“请他们进行登记。”登记完毕后，男子引领他们至市局一楼的一间接待室落座。吴任正欲发言，男子却示意稍等。不久，两名身着警服的警察手执记录本进入，坐在他们对面。那位40多岁的便衣男子自我介绍道：“我是负责李华龙案件的刘某某，请从你们如何得知我负责此案说起。”果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庆幸的是，周桑与吴任早已对各种可能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多次演练。
吴任便开始了详述，从赵雄告知他们李华龙遭遇险境，到他们得知市局第九处接手此案调查，再到他如何与赵雄、李华龙以及钱教授结识，以及如何策划并实施了那起抢劫案，他一一道来。在此过程中，尽管周桑不时补充细节，吴任也填补了部分空白，负责此案的刘某某始终未曾打断他们的叙述。直至中午十二点，刘某某才对他们说：“先去用餐吧，吃饱了再继续讲述。”随后，两名警察前往食堂打了两份饭菜，送到接待室，众人便一同前往食堂。他们边吃边说：“吃吧，若是福气，便是好运；若是灾祸，也避之不及。”话音刚落，他们还未吃完，三人就已迅速返回。紧接着，叙述再次展开，吴任迅速将所有经过讲述完毕，并将赃款、赃物一一陈列在桌面上。
刘某某稍作沉思后，对他们说：“这就结束了？我明白了。请稍候，我需要向上级报告此事。”三人并肩而行，周桑瞥了吴任一眼，低声说道：“看样子，我们这次是要被带到某个地方了。”吴任对此未作回应，闭上双眼，陷入沉默，仿佛进入了梦乡。周桑心中不安，环顾四周，却只见一片荒凉，连窗户的踪迹都难以寻觅。时间仿佛停滞，过得异常缓慢。大约一个小时后，门外脚步声响起，三人一同返回。
刘某某迅速投入了询问工作，内容几乎触及了李华龙的日常生活细节，可谓无所不至。随着下班钟声的临近，周桑注意到户外，众多人推着自行车陆续离开。刘某某最终合上笔记本，从中取出一页表格，递给了周桑和吴任，并说道：“请仔细查阅这份清单，上面记录了今天你们上交的人民币及其他财物。若无误，烦请签字予以确认。”周桑和吴任迅速核对无误后，立刻在清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此刻，刘站起身，对他们说道：“我们已向领导汇报了你们的情况。领导明确指出，尽管你们犯下了重大过失，但在关键时刻，你们保持了理智，并主动向公安局坦白，同时为李华龙案件提供了诸多关键线索。因此，我们决定不对你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然而，在此案上，你们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任何信息。一旦有需要，我们会随时与你们取得联系。”直至周桑与吴任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华灯初上、繁华的长安街，他们仍旧难以置信，事情竟然如此顺利地画上了句号。
结局
踏入市局的那一刻起，周桑便如临深渊，内心始终未能平静。他明白，惩罚尚未降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而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最残酷的折磨。日复一日，周桑与吴任在景山亭子间徘徊，那里的消息无一例外地令人沮丧：今天有人被捕，明天又有人音讯全无。转眼间，八月已至，某日下午，赵雄汗流浃背、急匆匆地赶到景山亭子间。他眼中满是惊恐，双手颤抖着递给周桑和吴任一些纸张，语无伦次地说，学院保卫组与市局九处已通知他，李华龙因叛国投敌的罪行被判处死刑，而他的女友则被判刑二十年。
周桑漫不经心地瞥了吴任一眼，轻松地笑道：“这下轮到我们上场了。”而赵雄则目光空洞，面无表情。吴任的眼眸中却隐约闪过一丝寒光，他并未开口言辞。一时间，周桑原本紧绷的心弦意外地放松了下来。他心中豁然开朗，意识到接下来的重任并非落在他们肩上，而是吴任的分内之事。
落幕之际，周桑出人意料地没有随大家离去，他独坐在亭中，眺望着渐沉的夕阳，心中翻涌着对往昔的追忆。那句港台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在耳边回响：“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虽然当年的理想已不再成为焦点，李华龙以生命为代价弥补了政治上的失误，但剩下的责任，理应由周桑来承担。
1968年8月15日的夜晚，周桑终究被押入牢狱。那时，社会正全力以赴，致力于肃清那些破坏秩序的打砸抢分子，周桑因此遭受了极大的磨难，最终被送至北京市公安局的学习班进行改造。当他重获新生，那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已拉开序幕。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场长达八年的插队生涯，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勇前行。
1968年12月，周桑踏上了前往山西省的征途，毅然投身于那段充满挑战的农村插队生活之中。
吴任1969年赴陕插队。
赵雄赴河北宣化五七干校。
孙六子入狱。
李华龙因叛国罪被判死刑。
结局后的结局
三十五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整个华夏。一个夜晚，北京某家高档餐厅的私密包间内，四位好友举杯共庆。主人热情地欢迎他们归国，座中分别是周桑与吴任。他们刚刚从美国归来，主人是他们多年的挚友，如今已担任某局的处长。欢声笑语中，酒足饭饱之后，众人驱车前往环城路边的一家豪华歌厅，包间内落座。领班恭敬地对主人说道：“老板已经安排妥当，他很快就会到来。”
周桑与吴任虽已在美漂泊多年，但他们的心境犹似刘姥姥初入大观园，充满了新奇与好奇。片刻间，领班推开大门，引进了一位身材矮胖的小个子男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的面容难以辨认。主人向周桑和吴仁介绍道：“这就是我们这里的孙总，他过去在北京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顽主。”孙总轻轻一挥手，服务员便送上了一瓶XO，亲自斟满两杯，然后走到周桑和吴任面前，说道：“今日得知二位刚从美国归来，今日便由我孙某为二位接风洗尘。”周桑起身接过酒杯之际，孙总光洁的额头上一道显眼的伤痕跃入周桑的眼中——这不正是孙六子吗？
那1966年的往事，似走马灯般在周桑的记忆里迅速掠过。如今的周桑，早已与昔日的他判若两人。他瞥了吴任一眼，只见吴任轻轻点头。周桑与吴任举杯对饮，杯中的佳酿一饮而尽，随即以次日有商务要务为由，告辞离席。
拂晓时分，环路边缘的人行道上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那些穿梭于街头巷尾，招揽顾客的皮条客。周桑点起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抬头仰望苍穹，仿佛在向吴任，亦或是自己，大声地喊出：“苍天啊！你的恩赐真是无以伦比！”